在这件事上，普京终究是输给了泽连斯基

还记得去年1月6日部份美国暴力民众衝击国会山庄后，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以散佈谎言为理由，封锁了当时拒不承认大选落败的美国总统川普、及部份其支持者的帐号吗？当时曾引起一阵热列讨论：这算不算限制言论自由？经营社交媒体平台的科技巨擘可以拥有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力吗？

一年后，更多的假消息在俄乌战争中又登场了，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也展现了同样的权力，却不会引起同样的批评，为什麽？

俄、乌之间其实有两场战争正在进行：一场在乌克兰国土上，另一场在虚拟的网际网路中；前者是硝烟四起的热战，后者是谎言充斥的舆论战；前者的目的是消灭敌方的有生战力，后者的目标则是改变“受众”对于这场战争的见解－流行的说法即是“认知战”。

简言之，“认知战”就是塑造“谁是好人”的认知，好人自然应该“得道者多助”，坏人就得“天下共击之”。值得注意的重点是“受众”不限敌方的国民，更包括所有观战各方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与一般民众，把他们统称为“吃瓜群众”可能也没有什麽不妥，或许还更贴切，因为操弄认知时是完全不需要分辨个别对象的，只要他们“群聚”起来就容易操弄。

这种现象早就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发现，他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5篇中说：“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论是由什麽样的人组成，激情定会压过理性而成为权威。即使每一位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一次雅典公民大会也都会成为乌合之众。”

这种个人群聚后会“突现”（Emerge）出与单一个人完全不同特质的现象，是跨学门的普世现象，自然科学家在自然世界先发现，社会学家又在人类社会中也辨认出，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兴起之“複杂学”（Complexity）的重要理论之一。

然而，即使不知理论，政治家早就学会利用这个现象来营造对本国有利的战略优势。英国政治学者E. H. Carr 在二战爆发之际推出《二十年危机 1919－1939：国际关係研究导论》中就看出国际领域中有三类政治权力：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简言之，谁能在国际间操弄舆论，谁就增加了自身战胜敌国的优势。注意：当时的工具，连广播都还不普及，电视更还没发明，只有纸媒，但已是国家形塑认知的必要工具。

时至二十世纪末，科技乘著“全球化”浪潮，建构了许多海量人数、但议事规则阙如的“议会”，那就是网际网路（Internet）中谁都可以发言的社交平台，譬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有人称为YT或“油管”的Youtube、台湾流行的Line、在中国大陆几乎独佔的微信（WeChat），还有Instagram、TikTok . . . 等等，都成为支配舆论的新战场，也是重要工具。

眼下交战的俄、乌双方，甚至各自背后的帮手，都需要利用此一工具来打败对方阵营，因为争取“吃瓜群众”很关键。工具的性质虽古老，熟练使用它却有新科技，包括大量却又精确选择发送假消息、断章取义或移花接木一段历史论述、表面逻辑缜密其实偷换概念的文章，或是P一张天衣无缝的图或照片. . .等等。“还好”，这些技巧－各国政府－早在国内为了限制言论自由演练熟烂了。

利用工具不必具备足够的科技实力与经济实力拥有工具，只要“製片人”愿意让你演出，譬如乌克兰没有能力经营任何一个平台，但是西方国家愿意提供社交平台，让它频发影视短片的总统天天可以利用这个工具，让泽伦斯基被放大的言论自由去压缩对手的讯息空间。

普京怪不得西方主导的平台与新闻媒体常常出现“黑”他的言论，俄文本非国际间最流行的语言文字，世界前十大社交媒体，俄罗斯只有Telegram排第七，普京执政超过二十年又没跟上数位时代，只注重军武科技发展，搞到只能封锁国内网路中的国际媒体平台，落人限制言论自由的口实。

在国界之内，政府以维持秩序或国家安全为名，强力“调整”社交媒体的行动，往往都往限制论自由的红线偏移；进入“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资讯科技赋予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种权力，仍然被滥用，只不过符合政府的“国家利益”与吃瓜群众的个人感情，就都受到鼓励了。

结论只好是：请继续接收假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