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因疫情而从交通上封闭一座千万人居住的大城市，武汉是第一次。考虑到疫情的发展状况，武汉“封城”就目前的信息来看，虽然可能晚了点，但的确是当时最适宜的政策选择，在客观上部分减缓了疫情在其他地区的大规模爆发。不过，“封城”仅仅是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政策组合拳中的第一步，如果认为仅仅依靠“封城”就能万事大吉高枕无忧，那必然会遭遇更大的政策失败并且造成难以预估的负面影响。
从分析逻辑上看，各级政府决定于1月23日封闭武汉前往外界的交通并在随后的几天内逐步封闭湖北全省对外的交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政府在1月23日前后对武汉内部疫情的传播状况没有一个明确的掌握，从当时的趋势来看，情况不容乐观。事实上，1月23日至今，武汉愈演愈烈的疫情发展，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第二，政府和科学界对于包括病毒传染率在内的各项具体参数，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掌握。目前国内及大多数专家都以传染率2-3为研究及政策制定的基础，即一个人可以传染2-3个人。这种情况下，制定政策只能从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来考虑。而武汉封城的决定本质上是将武汉作为疫情爆发的原爆点来单独处理，防止因为武汉而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大爆发。
问题在于，武汉“封城”之后的路该怎么走？
如果沿着分析逻辑继续推演，那么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疫情没有控制住，中国各地出现了类似武汉的疫情，这使得武汉“封城”的部分意义失去，武汉这座城市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得到预想的全部效果，还是没有控制住，武汉“封城”只起到“自封自查”的作用，而在全国又出现了第二个“武汉”，第三个“武汉”，这是最糟糕的情况，这个范围已经超出了武汉的控制能力。第二种情况，武汉在总体上控制住了疫情局势，同时全国的疫情形势也得到了控制，没有出现第二个“武汉”、第三个“武汉”，这是最理想的局面，表明“封城”和疫情控制已经接近取得成功。第三种情况，武汉在总体上控制住了疫情，但全国其他各地没有控制住疫情，这种情况的出现，等于反过来还会威胁到武汉，有可能造成武汉疫情的死灰复燃。
所以，武汉“封城”之后的路，也不好走！
安邦智库（ANBOUND）的建议是，武汉除了要引进“小汤山”医院的模式之外，还要有点创新精神，要引进一个“卫生健康安全区”的概念，要在社区管理的基础上，打造安全的、健康的、文明的城市小区。
首先，这种政府要着力推进和建设的卫生健康安全区，是一种经过彻底普查、没有被病毒感染的社区，是一种没有传染性病患威胁的社区，是一种可以让社区居民安心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对于这种卫生健康安全区，要有认证和挂牌，要隆重其事。其次，卫生健康安全区建立的基础，应该在 “小汤山”模式集中收治、确诊疑似人群基础上推进，这样才能保证卫生健康安全区的真正安全。第三，要建立卫生健康安全区的文明秩序，加强纪律，防止出现疫情反复，强化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降低政府负担，一旦出现疫情反复，就要摘牌，取消卫生健康安全区的认证。第四，对于卫生健康安全区，给予一定的资源投放，鼓励社会向其看齐、进步。
武汉在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卫生健康安全区”之后，下一步应该逐步扩大安全区，并且争取连点成片。这一过程，实际就是进一步将确诊患者、疑似患者、高危接触人群等甄别出来，进行集中管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医疗资源日益集中，瞄准、倾斜于复杂、高危、急需社区的过程，让城市应急工作全面有序化。所以，这样做不但能够保证其他社会居民的安全，也能保证患者得到最高程度的重视及救助。最后，当武汉城区的“卫生健康安全区”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城市的公共安全危机就已经接近解除，武汉可以进而建立安全城市。
安全城市一旦建立，前述的几种情况都可以有效应付，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城市的严密进出管控，用相对较少的精力和资源来控制城市疫情，甚至可以开始着手帮助其他地区战胜病魔。最终，随着安全城市的不断增多，中国全面战胜肺炎病毒的时刻就已经成熟了。所以“封城”并非是一封了之，“封城”之后的路一定要走好，只有走好了“封城”之后的路，明白怎样走这样的路，才能杜绝病毒的反复爆发，不但为今后，也为将来的卫生健康城市，奠定好基础。
（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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