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杀人 台湾也曾出现过“李文亮”们

“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困厄于荆棘。”被视为首位提醒武汉已出现新型冠状病毒，且遭到当地公安部分训诫的李文亮医生病逝过后，除了在大陆引起不少哀痛与愤怒的检讨声浪外，同样在台湾的社群网站上掀起热议。多数台湾网民在表达悼念的同时，也语带批判的认为李文亮是死于过度专制、威权体制下的“吹哨者”。

如同李文亮在生前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但台湾网民在庆信自己保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到，尽管在民主体制之下，台湾同样有不少“吹哨者”们所提出的警讯在官僚主义下遭到隐没，甚或遭遇凄惨的下场。

2003年4月前SARS疫情已在台湾爆发，但尚未出现本地感染的情况。4月9日，一名在和平医院担任洗衣工的曹姓妇人因身体不适前往诊所就医，和平医院医师林荣第怀疑她已感染SARS病毒，将其转往台北市和平医院急诊室检查，并将此案例通报给了疾管局。

但由于曹女士没有任何出境纪录，当时台湾又未曾出现过本土感染的案例，因此尽管和平医院的病毒采集结果为阳性，专家委员会仍否决曹女士罹患SARS的可能性，并未将其进行隔离，曹女士随后又前往新光医院进行检查，两次的采样结果同样显示阳性。

当时负责SARS个案筛检的台北昆阳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苏益仁已察觉事态有异，并分析曹姓妇人很有可能就是台湾第一起本土型SARS个案，因此在第二次的专家委员会上据理力争，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后，委员会依然以“曹女士未曾出境”而予以排除，却也因此埋下了后续悲剧的种子。

一个星期过后，和平医院爆发大规模院内感染，行政院与台北市政府共同宣布和平医院封院14天，全院900多名医护人员，200多位住院病患被锁在院内，求助无门。期间共有150人在和平医院感染SARS，35人病逝，一人在院内上吊自杀。

“防疫成效”至上 官方隐匿疫情

其实早在和平医院封院前，院内就已出现多起疑似感染的个案，但为何院方仍坚称“没有SARS病患”？为何专家委员会仍坚持在和平医院工作的曹女士没有染病？苏益仁认为，当时台湾正极力争取进入WHO（世界卫生组织），且政府当局对初始的防疫成绩颇为自豪，不愿意承认台湾已出现本土个案，以免对外宣传破功，对于参与WHO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是时台湾政府如此官僚的态度也影响了专家委员会的判断。苏益仁在回忆此事时提到，委员会共有17名学界代表，却都不相信摆在眼前的筛检结果，一味依照世界卫生组织“曾前往大陆或香港疫区才能被判定为SARS病例”的标准，而将曹姓妇人排除在外。“台湾不是WHO成员，但我们的人最遵守WHO的指引”苏益仁曾如此无奈的开玩笑道。

在和平医院爆出大规模疫情之前，台湾当局还于2003年4月20日举办了全球第一场SARS国际研讨会，时任卫生署长在会上自豪的表示台湾仍保持着“三零”纪录（零死亡率、零小区感染、零移出率），也就是为了维持这个“三零”佳绩，使得部分医院选择了隐匿病情，导致台湾爆发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院内感染。

这中间并非没有机会阻止疫情蔓延，苏益仁不只一次在委员会上不断提醒，也曾致电给时任台北市卫生局局长，请她注意首例SARS本土个案出现的可能，但从地方到中央，始终没有人愿意相信其说法。倘若政府当局能有一丝重视，或许便能遏止后续如此惨烈的疫情，然而政治凌驾于专业的下场，却导致了一连串的错误与疏失。

比李文亮幸运的是，苏益仁并未因为通报此事而受到训诫，也没有因此在抗SARS的过程中丧命，但和平医院内的医护人员却无法逃过此劫，在封院前已有接近半数医护病倒，一名护理长在染病后仍苦撑病体工作了3天，在半个月过后不幸病逝，成为台湾首位因院内感染去世的医护人员。

民主体制下的“官僚杀人”

没有人会认为，在民主体制下的台湾缺乏言论自由，但在政府怠慢、官官相护的风气下，同样出现许多“官僚杀人”的悲剧，SARS案件仅是其中一例，2012年一名新竹县市府的公务员，同样因为向廉政署检举长官涉嫌贪渎而在单位内受到各种霸凌，最后还收到一纸“免职信”，被他检举的长官却各个安然无事，此类案件在封闭的公务部门可谓层出不穷。

陈文亮是个英雄般的“吹哨者”吗？或许，他更像是一个对疫情担忧的普通医生，他可能无力扭转局面，但至少能做到对身边的亲友同事发出警讯，而也正是这普通至极的作为，却仍导致其受到训诫、乃致后来不幸丧生的遭遇，更体现出现有体制的官僚与颟顸。

真的要让“吹哨者”无所畏惧的发出敲响警钟，且其警示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非就此石沉大海，除了民间现在所怒吼的言论自由、除了让人在体制内有说真话的空间，重点仍在于政府能否摆脱其官僚主义的作风，将人民的利益至于政治考虑之上，才是体制真正需要改革之处。否则“官僚杀人”的悲剧，就算在民主自由的体制下，同样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