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信任的中国女人当美国法官 不发飙

27岁的陈翠芳（第二排左5）获聘为哈佛法学院助理院长。（照片由陈翠芳提供）

　　1986年，在陈翠芳决定竞选法官之前，发生了一件令她深受触动的事情。当时，她和丈夫前后排坐在演讲会上，坐在她丈夫旁边的一个年长者对她丈夫说：“不要跟那个中国人说话，我们不信任他们。”陈翠芳后来发现，那个年长者竟然是个退休法官。

　　陈翠芳说，那是1986年，竟然还有人说这样的话，令她感到震惊，于是她决定竞选法官。在那之前，陈翠芳在学业和事业上已经取得很多辉煌成就。

　　在八十年代，一个亚裔女律师宣称自己想竞选法官，简直被视为头脑发热。陈翠芳早年在《哈佛女性法律刊物》上发表文章，讲述了那次竞选的经历。她指出，对一个亚裔律师来说，在1986年的纽约，发出要选法官的宣言，却很不寻常，几乎可以说是疯狂的。那时候，纽约州还从来没有一个亚裔候选人成功竞选过公职。

　　第一次参选，陈翠芳以138票之差落选，她认为这是既有的政治势力从中操纵的结果。第二年她再度参选，这次终于顺利赢得了选举，成为纽约州第一位亚裔女法官。在那之前纽约州有两名亚裔男法官，可他们都是任命的。

　　改变亚裔女性刻板成见

　　“第一”的头衔给陈翠芳带来压力，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她的一言一行。她指出，“人们对亚裔女性的刻板成见是，她要不是一个顺从的、长期受苦的人，如蝴蝶夫人，要不是一个狡猾的、有心计的、奸诈的人，如龙女。” 在竞选法官时，其政治对手就已经用这些刻板印象来描述她，说她是“一个顺从的、说话轻声、举止谦恭、无法控制纽约法庭的亚裔女子。” 即使赢得选举，当上法官后，她还要继续与这些偏见做斗争。

　　七十年代中期，当陈翠芳从哈佛毕业时，已经开始有比较多女性进入律师行业，但女性仍需要去证明自己像男性一样有权读法学院，女律师仍然被同行轻视。直到女律师形成群聚效应，当女律师不再被视为越轨，她们才被这个行业所接收。

　　陈翠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艰难。她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亚裔女性，我是双重的少数派，我觉得我的群聚效应需要更长时间才实现，我还远远没有被人接受。例如，在专业场合，只有当他们想请我推荐一家好的中餐馆时，一些非亚裔的男性才会跟我说话。”

　　陈翠芳指出，华人一直被当作外国人，“排华法案”期间，中国人没有资格在法庭上当证人，因为主流社会认为中国人说话不可信。一个不久前被视为无资格作证的人，怎麽可能成为捍卫法律的法官呢？

　　当陈翠芳第一次到过堂法庭值夜班，穿着平常衣服走进法庭书记官办公室时，对方像对待翻译员或证人、法庭速记员一样对待她，只有当她纠正了错误，她才得到了法官应得的尊重。

　　纽约法官的日常工作量很繁重，法庭行政官最欣赏的一个法官素质是，这个法官能够推动案件的审理，而不导致案件积压。法官还要与咄咄逼人的律师较量，太随和的法官会镇不住法庭，反而让律师指手画脚。

　　陈翠芳指出，当你是一个新法官，律师会试图操纵你。这是一个成人礼，你必须通过，否则你的法官生涯将会受尽磨难。

　　依法判案避免族裔背景冲突

　　作为法官，陈翠芳严格按照法律判案，而不让自己的个人背景或情感干涉判案的公正。但是在某些案件上，法官职责与个人背景还是发生了冲突。

　　有一次，一个华人外卖郎被殴打，助理检察官请陈翠芳给被告定下非常高的保释金。陈翠芳想，如果该助理检察官不是面对一个亚裔法官，他会不会提出较为合理的请求。她努力让自己不去考虑受害人是亚裔，并定下一个合理的保释金。她让自己谨记，她的裁决的唯一准绳是法律。

　　陈翠芳是美国出生的华人，她的祖父来自广东台山，曾经在皇后区经营洗衣店，她父亲在北京协和医院攻读医学，二战期间被派到英国担任军医，后来在华埠开诊所执业。移民家庭的背景，让陈翠芳对涉及移民人士的案件多了一份敏感。

　　以前的老派法官为了树立威严，会在法庭上大声叱喝和发飙，现代法官较为剋制和温和。一个纽约女法官通常要强硬，才被认为是好法官。从小在华人家庭里长大，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陈翠芳，需要在“硬“与“软”之间做到平衡。

　　她指出：“我的个人风格一直都是强硬的，但有礼貌。我认识到，在我面前的律师和诉讼人认为我随和、说话轻声，与那些成为法官的有纽约作派的律师不一样。我也意识到，其他人可能会认为我控制法庭的风格更像顺从的蝴蝶夫人，而不像那些大声叱喝的老派法官。然而，我的背景和传承，要求我让律师在不被打断的情况下进行他们的法律辩论。”

　　陈翠芳拒絶成为蝴蝶夫人和龙女，她自己树立起一个她心目中的亚裔女法官的形象，这个形象是高踞法庭之上的蒙着眼睛的公正女神（Lady Justice），手里拿着公正之秤。她为自己继承的尊重他人的传统和具有敏感之心感到自豪，同时避免让这些影响到她严格地解释法律，那是她作为法官的首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