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最高顾问与其母同死于新冠 医生不戴口罩

　　综合俄罗斯卫星网、RT电视台2日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委员会一名成员当天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RT称，米尔-穆罕默迪终年71岁。他的母亲，也就是伊朗高级神职人员阿亚图拉赞贾尼(Ayatollah Shobeiri Zanjani)的妹妹也在周一(2日)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据报道，2017年8月，米尔-穆罕默迪被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为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是伊朗政治系统中的最高仲裁机构，负责调解、裁决伊朗议会与宪法监督委员会之间的立法分歧。其主席由伊朗最高领袖任命。

　　伊朗疫情下的德黑兰，恍如出现两个平行世界

　　近一段时间来，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除南极洲以外所有大洲出现。

　　2月26日，世卫组织表示，当天收到的中国以外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报告数字首次超过了中国国内。韩国、意大利和伊朗三国的疫情发展尤为迅猛，引起世卫组织高度关注。

　　2月27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表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现在中国以外地区才是最大担忧，呼吁各国迅速采取行动，团结应对全球疫情的关键时刻。

　　2月28日，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上调至“非常高”。

　　澎湃新闻“澎湃国际”栏目近日推出“全球战疫·连线”系列文章，连线全球各国当地民众与海外华人，讲述他们的战疫故事。

　　权文武已经来伊朗8年了，最初是在德黑兰的大学攻读伊朗中世纪史的硕士学位，此后在一家在伊中企做翻译和行政工作，目前是自由撰稿人，居住在德黑兰。在他的讲述中，我们能看到伊朗民众对新冠病毒态度的变化，以及疫情爆发时期的爱情。

　　“你这是要回中国吧”？

　　伊朗德黑兰革命广场药店的收银员扫了眼我提在袋子里的100只口罩，这样问我。

　　我跟她解释，是以前工作过的中资企业的湖北朋友要回国休假，鉴于中国疫情严重、市面口罩短缺，托我买口罩以备家用。

　　当天是1月31日，药店里的口罩还尚未出现短缺现象，毕竟口罩在伊朗有4-5家当地企业生产，不需要进口，也就没有受制裁影响。

　　后来，我朋友没休成假，100只口罩就暂时放在了我家里。2月19日伊朗官方证实什叶派圣城库姆两人感染新冠病毒并死亡后，市面药店里的口罩价格翻了四倍，而且有价无货，各大药店都在门口贴出告示：本店口罩售罄，勿询。

　　想不到，阴差阳错落在我手里的100只口罩竟成了救命物资。

　　医生只问了几句就说“你没事”

　　2月9日，我发烧咳嗽，担心感染了新冠病毒，去了个当地朋友靠个人关系联系的私人诊所。呼吸科主治医师大大咧咧，居然没带口罩，淡定地问我啥时候去的中国。得知我半年没回国后，他直接说：你没事。然后一边写药方，一边随手把上一个病人用过的口含温度计用酒精棉擦了两下直接塞到我嘴里。后来我去另一个私人诊所输液，护士老大爷也嬉皮笑脸，跟我说“你半小时后就满血复活”。我正寻思这500毫升的药液怎么能在半小时输完，他直接把点滴速度调到最大（目测120滴/分钟），然后溜到旁边的房间里抽烟逗鹦鹉去了。

　　输了半小时后，烧真的退了，只是至今不时有点咳嗽。这是在伊朗疫情爆发的前夜，连富人区著名诊所的主治医师都不戴口罩，伊朗人也真是心大。

　　其实在伊朗官方正式宣布疫情前，已经出现了些迹象。2月4日，华人在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向国内运送援助物资时，被海关以“政府规定重要医疗物资禁止出口”之名拦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伊朗政府应该已对新冠病毒将在本国大规模爆发有所预判。

　　不过，2月11日革命胜利日游行还是照常举行了。此外，在库姆2月19日宣布出现两例新冠病毒的情况下，2月21日，伊朗举行议会选举投票，电视上库姆民众生活一派正常，纷纷表示不怕新冠病毒。一些网评员，如Kashani先生，在推特上抨击“散布冠状病毒信息是敌人肮脏的政治手段，试图破坏民众参与选举投票的热情度”（遗憾的是，Kashani先生投票后不久就感染新冠病毒，并于2月29日病逝）。

　　新冠病毒在伊朗扩散开来后，伊朗政治精英对之不够重视，卫生部副部长、抗疫总指挥哈里里奇到库姆视察时不戴口罩，回到德黑兰跟政府高官开会，也没人戴口罩。结果哈里里奇、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祖尔努尔、副总统埃博特卡尔等高官先后染病。

　　政府这种态度，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店面里口罩是没了，可疫情爆发第一周街上老百姓没人戴口罩，教育部出于防疫给大中小学停了课，可许多学生不在宿舍里好好呆着，不是到别的省旅行就是结伴去咖啡厅，教育部控制疫情的苦心适得其反。

　　地铁和公交里人明显变少，戴口罩的人增多

　　在我看来，政府此前未迅速采取隔离等应对疫情的硬措施，一是要保证革命胜利日游行和议会选举的参与率，二是要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封城停工势必让已经在美国制裁压力下脆弱的伊朗经济更加崩溃，而且会导致民众恐慌哄抢物资，进而导致物资短缺引发社会动荡。

　　从日常生活来看，政府还是基本达到了保经济和社会稳定的目的。我家楼下肉店、蔬果摊、小卖店物资充足，小卖店店主也建议邻里理性消费：“为了减少出门，一次买四五天吃的东西是正常的，但你一次囤两周的东西，这心态就不对了”。各政府部门、公共交通往来顺畅，不过地铁和BRT公交里的人明显变少了。

　　为避免医疗资源紧张，伊朗卫生部建议轻症患者在家自行休养，这也使得伊朗新冠病毒纸面上的死亡率看上去奇高，因为很多轻症患者还没被纳入确诊病例。

　　在伊朗政府证实境内首例感染新冠病毒病例后一周，每天的新增病例都是十几或是几十例，但到27日后突然报新增超过百例，并且以几何级数增长——28日143例，29日205例，3月1日385例。一些“病人昏倒街头被警察围住救护车拉走”的视频不时出现在社交网络上，推这些视频的都是政治反对派的账号，视频中病人因为什么病因昏倒也没法证实，但这个节骨眼上，类似视频还是会引发民众担忧。

　　有关政府隐瞒疫情死亡人数的传言也浮上水面。2月25日和27日，先后有一名在吉兰省工作的25岁护士和一名23岁的伊朗国家室内女足队现役球员疑因感染新冠病毒病逝，此事在西方主流媒体上被广泛报道。但28日中午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却称，所有新冠病毒死者都是60岁以上的人。当晚英国广播公司（BBC）波斯语频道依靠伊朗各地医院内线信息统计声称，伊朗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已高达260人，远超政府当日公布的34人。不过，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月29日公布的新冠疫情形势报告第40号，伊朗当时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仍是34人；3月1日的第41号报告中，伊朗也只新增了9例死亡病例，共计死亡43人。

　　但伊朗民众已慢慢放弃盲目乐观的态度，开始变得谨慎。我家楼下革命广场店铺里人流依旧，但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多，目测从一周前的不到两成变为过半。

　　2月28日我去城北富人区AVA Center商场买衣服，商场门口有专人测体温，工人不停用消毒液清洗扶梯把手，电梯按钮旁有抽纸。逛商店的人稀稀拉拉，不如德黑兰市中心那边传统巴扎（编注：集市）热闹。2月23日我在楼下肉店左挑右选哪块牛上脑肉包饺子比较好吃时，居住在中产偏上地区的朋友给我发了张图片，显示城北某超市货架被购物者抢空了，当时感觉我们同处德黑兰的两个人似乎生活在平行的世界里。

　　和伊朗人做朋友，关键时刻会得到信任和理解

　　面对汹涌疫情，政府一边呼吁民众不要恐慌，一边逐步增强防控措施，从早先关闭学校、影院剧院，到取消2月28日全国各地周五聚礼（宗教活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41年来第一次取消），连在疫情爆发初期声称圣墓能治病、呼吁民众前往疫区库姆朝觐的圣墓负责人萨伊迪，也不得不发话要求民众遵守基本卫生措施，并同意每天多次对圣墓进行人工消毒。2月29日，有人舔吮圣墓棺椁，并声称“我把病毒吃了，大家放心来朝觐吧”，次日就被伊朗司法机关以“违背宗教习俗”的罪名逮捕。3月1日，伊朗卫生部宣布动员30万医疗队，在全国逐户检查居民有无发烧、感染病毒的现象。

　　从长远看，疫情最大的影响或许是在民众间制造了裂痕。一些虔诚的民众，认为疫情降临伊朗一定源于真主对境内不信教者的愤怒——就像前两年伊朗干旱，部分宗教人士认为是因为女生不好好戴头巾；而相对世俗开明的民众，则将疫情扩散归咎于部分信教者愚昧反智的宗教政策，比如宗教人士在库姆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号召民众去库姆朝觐。如何弥合民众间的裂痕，才是政府最大的挑战。当然，这都是后话。

　　随着疫情扩散，部分伊朗人对华人的态度发生了些许改变。疫情刚在中国爆发时，身边的伊朗人跟我探讨这是不是美国人的生化阴谋。随着疫情进入伊朗，伊朗人慢慢开始了对中国嘟嘟囔囔的抱怨。不过一切只停留在口头层面，对华人暴力鲜有耳闻。其实，人际关系是伊朗生活的核心，平时跟周围当地人多做朋友攒人品，关键时刻大家会给你很多信任和理解。

　　随着伊朗疫情日趋严重，周边国家逐渐关闭对伊航班，华人回国的途径也越来越窄。焦虑之下，部分在伊华人搭乘俄航回国，航班在国内落地后却查出2例感染者。

　　3月1日下午，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崔爱民表示，如果相关国家疫情进一步发展，我在当地人员的健康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将采取必要措施，积极协助和安排他们回国。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司长朱涛则表示，下一步将根据疫情变化，与我国驻外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如有需要，将及时安排加班或包机接回我国在外公民。

　　这让被困在伊朗的中国人大多长出了一口气。然而部分与伊朗人成家的华人，由于不确定能否带家人一起前往中国，而比较犹豫。一个跟我熟识多年、嫁到伊朗的中国姐们甚至说，如果不能带她伊朗老公一起走，就宁愿留下来：“无论在哪，无论生死，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