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李克强 他会成为中国怎样的一位总理

　　十八大后升任中共“二把手”至今还不到百天，李克强已经在多个场合不断释放中央坚定改革的信号，向外界展现其完全的“改革派”形象。从“新四化”到“改革是最大红利”，从改变会风会气到明示政府职能转变的标尺，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到“不要自拉自唱的增长”，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雷厉风行让人不禁把他和朱镕基联系到一起。

　　此前，有接近李克强的人士称，要注意李克强的很多经济改革风格将会颇具当年朱镕基的风范，懂经济，有魄力，有思想。但众多政治观察人士称，李克强不会具有朱镕基所展示出的个人魅力，这是性格决定。而且李克强所面对的社会形势和历史任务已经大不同于朱镕基的时代。时下正值中国社会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关键时刻，他要挑起中国总理这付重担，没有前任可以模仿，他必须用自己的底气和勇气开创一个属于自己印记的新局面。

　　新总理不能只是“懂经济”

　　朱镕基主导中国经济政策期间，恰逢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被“速度论”所绑架，理论界充斥着“中国经济像一辆自行车，只能速度快才能不倒”、“无所谓过热，能够达到的速度就不算热”、“物价涨多少，工资就涨多少”等言论甚嚣尘上。当时中国经济高烧不退、通胀加剧、就连金融系统也出现了许多不良反应。世界银行都忍不住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在当时的情形下，中国急需一位果敢勇毅、特立独行的大管家，为改革大业保驾护航。邓小平认为“懂经济”的朱镕基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人物。无疑，朱镕基执掌下的中国成功避免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并在遍地低效国有企业难以为继的困境下，大刀阔斧的“革命”改变了国企旧面貌。可以说，朱镕基所处的时代，中国经济主要面对的还是发展速度的问题。可到了今天，李克强即将执掌的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比那时候更多元化，也更复杂。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GDP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地方政府“公司化”，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导致日趋严重的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在市场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由于政府保留了大量审批权，加之权力制衡的缺位和透明度的缺乏，“半管制半市场”的状态成了权力寻租的乐园。官场的房叔、房姐、房祖宗，表叔、表大爷此起彼伏，以案例的方式生动验证了中国“多姿多彩”腐败的严重问题。中共反腐、反官僚的态度亦然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

　　趋于失控的腐败、日趋拉大的贫富差距、旧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衰减、政府公信力危机，构成了新时代危险的组合。而乌坎、启东、宁波、大连、什坊等地的群体性事件，则凸显了社会稳定的隐忧。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已经告诫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邓小平早在1993年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就忧虑地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可见，中国又走到了一个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些破乱现象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源于经济问题。中国需要一位真正“懂经济”的总理。之前的中国总理专业背景皆是理工科出身，李鹏学的是水利，温家宝学的是地质，他们基本都是经济的“门外汉”，即便被外界誉以“经济沙皇”的朱镕基和“拆弹专家”的王岐山也都是半路出家的，不无讽刺的是，当经济学博士李克强主掌政府时，中国需要的不再单单是懂经济的大管家，更需要一位处理难点问题的复合型总理。

　　有底气更要有勇气

　　李克强成为经济学博士之前，他首先所学的专业的是法律。李克强在大学时期研习了英国一些着名法官的理念，并与支持民主的人士交往。有些人因此认为，由李克强担任总理，将预示全球最后一个共产大国将出现重大变革，开始走向一个法治社会。而且，与几位前辈相比，李克强是内地极少数能讲流利英语的领导人之一。之前他访问香港期间一反常规，在港大用英语发表演讲，令观察人士大为意外。

　　李克强早年在农村的插队生活让他对中国农村有着最为直观和感性的认识，“三农问题”正是中国诸多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李克强后来通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这篇论文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那时候，李克强或许已经萌生了把数十亿农民城镇化的构想。从1998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李克强曾主持了农业大省河南和老工业基地辽宁的大局，这两个地方几乎可以找到当下中国面临的所有难题。前者的艰巨命题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后者是中国工业升级和社会问题改革，其中包括保障房、医改和再就业等当下中国棘手的社会难题。由于在这两个大省从政时间过于短暂，李克强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政绩，但尚未完全检验出他的执政成色。当然，这样的履历令他无论在地方还是中央处理复杂问题时更有实践经验。

　　正是源于其优异的经济学背景和地方的磨练，李克强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前辈们所不曾具有的深厚功力和足够底气。这点从他的脱稿发言可见一斑。他在 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了一个令参会者普遍感到“吃惊”的总结发言。有与会的消息人士透露，他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国际经济困局讲到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环环相扣，逻辑严密。最令人称奇的是，他的面前没有一页讲稿。而且，他还要求参会的地方大员们不准念稿，讲实际问题。可以说，此举开创了中国领导人脱稿发言的先河。

　　仅有处理复杂事务的底气还远远不够，李克强更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因为接下来包括反腐、收入分配改革的落实、医疗制度改革的深化、房地产的重新调整以及打破国有企业对经济的控制这一系列举动都将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1998年朱镕基在国务院全体会议强调，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朱镕基声言要“准备100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正是显示了这种勇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李克强更像一名学者型官员，他没有锋芒毕露的性格，虽然他正在营造“改革家”的形象。

　　坚定的“改革派”

　　从目前他的种种言行判断，李克强本人应该是一名坚定的改革派，并有机会成为一名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旗手。

　　十八大至今，李克强已经在重要场合表达了“改革”决心。观察人士认为，他开始体现出面对新环境新课题开创新局面的想法。十八大刚刚闭幕6天，李克强就在国务院主持座谈会，大谈“改革”。他说：“改革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他还告诫人们：“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而他提出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直到今天，仍是最令中国人感到鼓舞的“热点金句”之一。

　　此后，李克强又几次完善、拓展自己的“改革红利论”。去年12月，他将“改革”与“城镇化”联系起来：“‘城镇化’这个最大的潜力，只要通过‘改革’这个最大的红利才能得以实现。”今年初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再次解读说：“我们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现在，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在中共最高级别经济会议上，“改革”已经首次超越“增长”成为新一届领导层部署未来经济工作时的首要侧重点。分析人士认为，当他正式接掌中国的国务院后，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革新”将在一年左右时间内清晰展现出来。

　　李克强还大胆的提出，改革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面临无比复杂的局面，能否临乱不乱、快刀斩乱麻，至关重要。李克强坦言，“改革走到今天，问题千头万绪，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就是十八大报告所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彻底转型，从到处“乱摸”的手，转变为以维护法治、公平竞争、提供公共产品为核心的“无形的手”，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和创造性。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是中国经济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此，有评论人士认为李克强的论述可以说抓住了“牛鼻子”，但他能否能用“政治的勇气”真的去对这个牛鼻子动手术刀，目前尚难判断。

　　李克强谈改革，的确体现出他强烈的改革意识，而且在改革方向、改革方法上，他也具有非常深入到位的认识。这在以往的领导人讲话中是罕见的，尤其在过去十年。在改革方法上，李克强的主张现阶段看来还比较务实准确。李克强说：“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观察人士认为，这里的重点，应该是“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李克强说：“中国这么大，改革不搞先行先试吃不透，这也是我们30年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先行先试当然要探索，探索过程中，要扫雷，要排除荆棘，也可能被荆棘挂住，要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

　　除了鲜明的“改革”标签，李还被普遍看做是“市场派”。去年12月19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要求参会的中央部委和地方负责人认真研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他说：“一些领域的盈利亏损，可以让民营企业来投资、承担。

　　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观，把握经济总量。”半个月后的长江流域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他又提出：“政府的行政力量很难替代市场，我们倒不如专心考虑如何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李克强的经历和近来的部署让人们对他执掌下的中国充满期待。不过，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对企业而言如此，对国家而言亦是如此。李克强一直以来都在积极的塑造自己“改革派”形象。然而，改革毕竟意味着要冒大的风险，要损害一大批人的利益。他能否拿出朱镕基当年“赴死”的大无畏勇气来触动盘根错节的固有利格局，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大转型和社会的大变革。这显然不是简简单单的主持几场工作会议就能实现的。现任总理温家宝虽一直强调有必要进行政治改革，却因为庞大的利益集团阻挠而举步维艰。

　　李克强的成长经历，从政经历以及基础知识和文化背景，使其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有其独特的见解。其实在很早之前，李克强已经开始关心公共卫生、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前任们不曾留意的问题。与朱镕基总理的时代相隔十多年，不管从两人的性格特征还是时代背景看，李克强都不可能简单重复朱镕基的过去，他只能顺应新的时代开创属于自己印记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