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奸对垒血溅龙袍 谣翻中央何以酿成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 ”，当前的大陆政治生态环境内谣言漫天飞舞，荀子的这句话只能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望，对于围绕着郭伯雄、江泽民、李克强或是李源潮等中共“现役”或已“退

役”的高官们出现的坊间消息来说，更是难以产生丝毫的遏制作用。这一非常态的政治氛围是如何形成的？以古为鉴，王朝更迭时期猜风尤甚，谗佞与忠贤的针锋相对造就了谣言的温床。十八大后，习李政府上台，权力的转移在舆论界催生出的化学反应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中共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强势反腐引起了部分利益团体的强烈反弹，双军对垒之际，谣言或成为腐败势力自保和攻击的软手段。

　　谣言向来祸众、祸国

　　近期的京城耳语中，中共红墙内的高层官员们成为外界猎奇的对象，一些“不为人知”的离奇丑闻，或“派系争斗”、“被下台”的消息成为舆论界最大的谈资。事实上，谣言天生具有反体制反权威的特质。古往今来，政治语境下的谣言从未间断，特别是改朝换代，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是民谣盛行之际。如史记里“陈涉世家”中的鱼腹藏书最为被人熟知，“大楚兴，陈胜王”的“预言”虽没有撼动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被杀的命运，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起义推动了天下各义军的奋起，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此后，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农民起义时总会出现谣言的影子——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唐末曹州王仙芝起义：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在这样的情境下，民意焦虑，信息封闭，质疑、猜测必不可少，各种空穴来风、蛛丝马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民间热议的话题，指向官员和官场的谣言，也就变得异常活跃。

　　然而，不同于陈胜吴广“自发式”传谣，“康熙驾崩，雍正登基时，篡位之说四起”、“辛亥革命成功后，拥护清朝复辟的言论遍地开花”等历史事件均属于官场权力交替时期，谣言自然衍生的情况。在近代，“周恩来遗言”事件震惊中外。1976年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之后，由四人帮主政，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十年，中共主席毛泽东病重，一篇长达千字的所谓“总理遗言”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文章矛头直指“四人帮”，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代际交替所产生的乱象在遗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美国社会学家希布塔尼曾有一个解释谣言的经典公式，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煳性。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碰上一个最模煳的状况，得到的自然是一个最大的谣言。据悉，遗言的作者李君旭已于去年2月去世。

　　国家的一切运行都是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没有什么事情比政权的更迭更重要，引起民众的关心与关注亦视为理所应当。这一历史规律便是造成当前大陆政治生态的原因之一。十八大后，中共领导班子实现了新老交替，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人上台，时间上看，可谓是制造政治八卦与传播的最佳时期。加之在社交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任何人又都能通过匿名手段制造谣言，造谣和传谣变得几乎毫无门槛。在政权动荡更迭与网络的助力之下，谣言四起不足为奇。

　　腐败分子的软武器

　　2014年是中共的反腐大年，历经“打大虎，大打虎”的阶段性胜利后，反腐风暴在2015年有怎样的延续一直被外界津津乐道。官员们前“腐”后继地从人变“虎”，让从年初“消费”周永康直至年末“消费”令计划的普罗大众们的心中常有一个期许——下一个大老虎会是谁？汹汹而来的口水之争中，常常殃及到中共高层领导及其家族。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言，所有的邪恶中，谣言散播最快。

　　在2014年8月，习近平描述反腐战况时称“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引发了舆论哗然。诚然，习李掀起的全面深化改革浪潮，如同吹响了同特殊利益集团斗争的号角，强力反腐更是等同于与既得利益团体的正面交锋，不同势力相继现身抵抗，谣言便成为政治攻击手段的软武器。不妨设想，谣言攻击或为相互：利益团体、腐败势力为扩大打击面和反腐难度，借用搅混水式的明顶暗抵谋求自保和破坏；当局则以此向腐败官员示警，起到督促作用。譬如南北朝时期的“诏分遗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政策。

　　从舆论场的角度出发，“更大的老虎即将现身”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市场，既有主观期待也有客观环境使然。主观期待在于，习王联手掀起的反腐大潮，不仅撬开了封闭环境下的军队腐败团体铸就的堡垒，还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使得外界对中共反腐的预期不断攀升，产生了“没有不能，只有不想”的猜测。同时，中共实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腐时缺少必要的准备和设计，只能“以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这一“短板”导致人人参与“治标”捕风捉影。中共腐败广泛，以周永康、薄熙来为例，捕风捉影亦是常常歪打正着，更导致谣言泛滥。客观环境在于，中共宣传系统持续造势，频繁释放“反腐上不封顶、无禁区”等反腐高压的信号，显示出中共的反腐决心，遵循着大投入往往有着大产出的规律，客观环境及外界的期许或许都成为了高官们陷入风暴眼的原因。

　　让谣言死于摇篮

　　更大范围来看，谣言也是中共绕不开且不得不直面的成长阵痛。谣言之所以会广泛的散播，背后的大环境必须得到非常的重视。即官场政治、高层运作的不透明，使得利益黑手趁虚而入。毕竟，红墙内的政治越神秘，公众的窥探欲就越强烈。多维新闻在《李克强再“被下台” 谁是传言背后的黑手？》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共这样一个世界最大党，长期以来施行的，正是不断让执政者神秘化，以至于密室政治、小圈子治国等说法一再作为反诘之词涌现。如若有一天，中共敞开了大门，政治透明度或可全然打消公众窥探的欲望。这一点，从官员落马之后最能提振公众参与热情的话题点中，也能管窥一二，比如涉及通奸、泄露机密、政治勾连等。而这些话题，在涉事官员虎落平阳之前，完全是被封锁在密不透风的红墙内的“秘闻”，是不能横加“妄议”的。

　　中共固化的辟谣之术也值得一提。为化解李克强的传言危机，新华社借由发布系列照片来说明李克强的位置仍然很稳固，借由李克强忙碌之态来破除外界的身体欠佳论调。李源潮虽罕见地在公开场合亲自出面辟谣，但消息由名不见经传的港澳网披露出来，让人不得不忧虑，中共自身还是未能在牵扯敏感政治事宜的问题上迈开步子。史料记载，雍正皇帝为扭转其篡位夺权的谣言，发布了辟谣性质的《大义觉迷录》。但对于百姓而言，他们得到的信息是相对矛盾的。大部分百姓会凭生活经验，下一个“解释就是掩饰”的判断。因为依照现代传播学研究，相信辟谣和相信谣言遵循的是同一逻辑，只有当辟谣的人身份绝对权威，对事件有足够透明度，且人们都愿意相信时，辟谣行为或许才会生效。

　　人有分享的欲望，或许也出于一种“我知道，你不知道”的炫耀心理，一传十十传百，政治八卦就成了民众茶余饭后的必备话题。那么，与其亡羊补牢般正本清源，不如打开政治密室的大门，使红墙内的政治成为人人可知、人人可言之事。不仅切断了谣言的传播途径，更能取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护。由此推测，让权力、制度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运行的举措，或是让“谣言死于摇篮”的有效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