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亚投行是中国特色的门户开放

　　中国公布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IIB）路线图。这件事与中国的其他国际政策一样，国际观察对其含义尚在犹疑，而中国公众反响热烈，将之视为中国国际威望和权力的象征。

　　历史意义

　　20余年来，外部世界和中国社会都被一个问题吸引：中国拥有和获得实在的国际权力会怎样作为？换言之，无论对于全球战略的专业观察家和分析家，各国外交政策智库，还是对于普通中国人，当中国拥有国际性的综合实力和能力，中国将如何运用这一力量，人们直觉到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明日世界塑造的问题。这也是睡狮醒来神话虽起源模煳，却能在中国深入人心的历史心理原因。

　　亚投行计划的推出引起很大反响，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此，人们真实地看到现实中国如何尝试运用其力量，按其意志来塑造外部世界。而这一举措，以及构成其基础的“一带一路”政策，其包含的理念与目标，熟悉近代国际关系史的人们假如硬性在历史上寻找其相近范式，则这就是某种中国特色的门户开放政策。

　　亚投行以亚洲的基础建设为名义目标，但人们从首批共同参与国家名单可以看到，对其最热心的还是中亚、南亚和亚洲内陆地区的转型国家，这也是当前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包含的地区。

　　中国使用丝绸之路这样的历史术语，突出未来政策的经贸与和平性质，以便把中国的力量向外投射与霸权主义联系起来，但从国内舆论看，这一战略投资方向之所以受到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媒体和学者欢迎，正是因为这唤醒了人们对汉唐在西域的武功和威名的记忆。当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借经贸和产业发展而获得的强大武力起到了无言的背书作用，今日中国的政策会不会成为例外，这是人们对雄心勃勃的亚投行计划没有明言的担忧。

　　中国需求

　　就中国国内状况来说，亚投行的推出结束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对外政策的大辩论，即中国获得相当综合实力后，战略对外政策方向的论战。这一断续和激烈的争论大致包含三种结论，第一种观点是加深内部政治与社会制度变革，从而更深度参与和融入美国及其欧亚伙伴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在其中寻求发挥作用；第二种观点是美国及其伙伴与中国的发展利益有结构性冲突，而制度变革是外部世界削弱中国的长期阴谋，因而应向前苏联那样，寻求楚河汉界似的新冷战结构，中国应领导这一新反美冷战阵营。

　　这两种观点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对立和撕裂的反映，而调和两者，在两者间保持微妙均衡是30余年来中国内外政策的基本特色，所以有第三种观点，也是现领导团队的观念：将政策重心更多地从大国政治转向周边的地缘空间，不寻求冷战式对抗结构，而将资源投注于拓展自身国际权力基础的另起炉灶。在这种思维下，于是有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间合作，其他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及本亚投行的空前热情。

　　中国的国际投资能力与内部传统工业产能过剩危机，产业升级需要的产业转移问题，这些现实和迫切的需求推动着主要作为经济权力中心的国务系统策定新的外交政策方向，而基础建设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这是亚投行的国内经济基础。

　　只是这一思路也不无内在矛盾，因为这既意味着中国将继续保持和发展高能耗，高污染，低效能和投资导向的传统产业，同时，亚洲后发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与中国没有可比性，未必能支持这种低端产业模式的输出，在本地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本地纠葛和变数恐怕是难以避免的，这在中国20年前推动的中非合作中已有太多例证。中国毕竟不是19世纪末的美国，而今日亚洲与彼时的中国也自不可同日而语。

　　国际政治

　　回到亚投行牵涉的国际政治问题，无法回避的是，无论东南亚还是中亚地区，中国的利益均沾设想与美俄等国家的传统利益和影响不可能毫无冲突，东南亚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而中亚既是俄罗斯后院，也是当前美俄博弈的主要舞台。尽管中国试图通过开放AIIB的广泛国际参与来缓和这一冲突，然而，权力的角斗场毕竟不可能完全排除零和的特征。希望将目标限定于经贸及通过更低调的运作消除国际权力竞争色彩，这是掩耳盗铃式的一厢情愿设想。

　　这从俄罗斯对亚投行的冷淡态度已可看出端倪，而美日的负面解读不绝于耳，这都是很可以参考的背景。考虑主要大国的意图担忧和心理反感，再联系亚投行工作对象地区本身的复杂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状况，亚投行会不会比此前的中国对外战略性政策走的更远，答案只能说不容乐观。

　　如此来看待英国和瑞士等欧洲国家对亚投行的参与热情，很明显，这些参与和支持态度就无足轻重了，与其说各国是出于看好亚投行的业务前景，毋宁说是出于眼前利益而给予中国的一种象征性示好表示，以及一种投资期货性质的高杠杆投资心理，因此以这些参与意图来证明亚投行计划的合理，很可能是自欺欺人。

　　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还是离不开一个最终极的战略思维：中国可能撇开现有国际结构独自打造可行的国际权力与秩序框架吗？或者，换句话说，在中国现有的内部制度和社会基础上，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可靠的规则与规制平台吗？

　　洋溢的热情和浪漫的历史情思是文学化的，而国家政策资源的战略性投注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现实危险事务，亚洲的基础建设投资之所以几十年来不振，并非因为国际社会疏忽，而是这些国家自身的内部社会动荡，从而自身社会和制度基础薄弱的产物；同时，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业绩平平也表明，没有实质性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权力提供制度性和基础性的保障，单纯经贸思维的国际权力梦想不可能行得通。“伐柯伐柯，其则不远，”因此人们可以大致断言，亚投行的热闹多半也会像过去中国的“三个世界”，“大国外交”及“和谐世界”等政策一样，折腾一阵，代价高昂，而中国特色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将成为中国国际权力之路上的新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