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福建新省长就位，江苏省长换人，省部级官员的密集调动情况受到关注。尽管如此，中央与地方许多关键位置仍有多个空缺和待定，比如天津市委书记、总理首席智囊即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岐山“助手”即中纪委副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等等，而几乎半壁坍塌的山西官场缺员更是严重，其党政工作难免受到影响。
有分析指出，这些岗位人事久拖不决背后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反腐敲落官员规模过大、对人事任用标准趋于严苛、关键岗位提名权上移、央地两层面博弈，另外可能还与当前特殊形势下的用人策略、以及用人渠道偏窄有关。中央层面精挑细选，任用熟悉可靠之人是自然和必要之举，然而如果久拖不决，过于局限于特定群体，其负面作用难免会逐渐凸显。执政者或许需要进一步打开用人思路，不拘一格用人才。
综合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官场之中仍有多个要职空缺。2014年12月末，政治局委员孙春兰由天津市委书记转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之后，天津市长黄兴国代理“一把手”，迟迟未能转正；5月，王岐山“助手”陈文清由中纪委副书记、常委转任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其原职一直无人接任；被称为李克强“首席智囊”的宁吉喆在8月19日任正部级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后，他此前担任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之职仍然空缺；5月，前湖南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回炉一线，前往辽宁就任省长后，仍然兼任着湖南政协主席之职；吉林省委前副书记竺延风5月调任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北京市前政法委书记杨晓超7月担任中纪委秘书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徐麟进京任职中央网信办排名第一的副主任，他们的前职至今无人补缺。
可以发现，这些空缺职位多是由在职人员的“突然”调动所导致。按照常规程序，他们的人事调动本应发生在五年一届的党代会或是两会期间，由于突发性原因而被调动。一方面，这种人事微调虽然也是官场常态，但如果对每一个人员的调动都立即跟进补充，将会“打乱”整盘棋，因此出现暂时性岗位空缺也属正常；另一方面，这种微调相对于前者集体性换届颇显殊异，尤其是一些关键性岗位的长时间缺员，势必对官场运作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另外还存在一种情况。经历过“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目前已经进入了重建期。2015年6月，山西集中发布39名厅官的公示信息。11月，该省组织部通过当地官媒又发布28名拟任厅级、副厅级干部的任职公示。山西省阳泉市自连续两任“一把手”落马后，市委书记人选在空缺4个月后终于“尘埃落定”，其副书记陈永奇接替之。之所以拖延如此之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省腐败过于严重，牵扯面过广，主政者不得不对新晋人选严格把关。
山西省主政者的这种考量或许也在中央有所体现。中共十八大后，中纪委反腐整党，重塑党规党纪权威，人事任用体系也明显趋严。这种情况对组织部门的工作是一大考验。过去几年中不乏官员刚升职就被带走调查的案例。而且，中共新执政者的用人思路也出现了变化。习近平明确提出选拔干部“四不唯”，即“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对官员的考核标准趋于复杂多元，如此显然将增加选人用人的难度。在精挑细选的情况下，难免会使选调过程变慢。
除此之外，有观察者表示，如果从最近获重用的几位官员来看，中共目前的用人取向略显狭窄。比如，与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关系较近者已有多人上位。他们相互之间更为熟悉彼此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更容易推动工作进行，而且值得信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下的反腐与改革均过于艰难且暗藏风险，实权和关键人事的掌握因此是现实和必要的需求。待到党建告成、政局稳固、改革施行，且主政者对人事全局有了更多了解，或将展开更大范围的选调征用。
不过，在这反腐与改革过程之中，恰是亟需用人之际，也需要放开眼量，广纳贤才而用之。在党政军内山头已破的情况下，诸官员都仍然是中共执政团队的一员。如果能力突出且没有大过，都可容纳重用。即使是犯了小错也可以将功补过。而在体制之外，更是有着大量专业人才，即使不能在一时间放到关键岗位也可以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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