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8日一次深改组会议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决意推广上海规范限制官员亲属经商办企业的禁令。按照部署，号称“史上最严”的约束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行为的禁令将覆盖政治重镇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辖地）。不同于1980年代中共的失败的类似“禁令”的禁止性规定，此轮政治试验明确“规范”，凸显中共“有所保留”的务实态度。
根据官方报道，习近平要求严格界定经商办企业行为，细化规范程序，明确操作依据，确保规范工作有序进行。“要把集中规范和日常监管有机结合起来，规范工作基本完成后，要转入常态化管理，推动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安排。”
而且，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按照部署，该禁令经推广后将完整覆盖兼任政治局委员的地方诸侯的辖区。目前，除中央党政机关任职的政治局委员外，韩正主政上海，郭金龙主政北京，胡春华主政广东，孙政才主政重庆，张春贤主政新疆，均为外放政治局委员身份（天津因为孙春兰入京政治地位“衰落”）。
韩正首先在金融重镇上海推行的限令将在北京政治重镇展开（Reuters/VCG）
无论是“打虎”“拍苍蝇”，中共十八大后的反腐动作证实了大部分官员“绝非一个人在战斗”。统计显示百余只“老虎”中很多都存在将公权力与市场资源配置起来，帮助亲属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况。这种谋利方式被中央纪委命名为“领导干部‘一家两制’的利益输送新形式”。譬如，周永康之子周滨正是利用其关系攫取石油、水电等特权交易利益，在对周的公诉中出现“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表述。此外，令计划案背后则暗藏着其妻子谷丽萍与胞弟令完成的商业帝国。
2014年中央巡视组点名上海存在“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随即，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态，主动请缨于上海试水《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颇得高层首肯。据韩正3月份声称，有10名领导干部因此被免去职务，10名领导干部被调整岗位，另有1名领导干部辞去了职务，“还有3名领导干部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事实上，类似动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时期，便有明确禁令。1985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声称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已经引起群众的不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因此要求“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然而“禁令”的执行多半仰赖官员对亲属的自我约束，尤其是在高层领导中。最终，由于疏于管控执行，接连不断的禁令实际上如同废纸一张，“官倒”泛滥甚至成为导致1989年六四爆发的诱因之一。
然而，人们注意到，上海经验的内容相当完备。譬如，上海分类明确约束对象，设置了对领导干部子女的配偶经商办企业的禁入门槛；经商办企业行为禁令之外，还纳入了“受聘担任私企高级职务、在外企担任高级职务”等情况。而在执行层面，上海方面还推出专项核实情况填报和抽查处理方式。这恐怕正是与以往的不同之处。
同时，另一个与1980年代禁令明显的区别的是，当时中共高层的通知为“禁止”，而上海经验使用的是“规范”，一词之差表明了中共的态度转变，更趋向于可操作性。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孙女孔冬梅所言，“时代变了”，一方面划定官员亲属红线的同时，也要承认官员亲属尤其是红二代不可能一成不变地沿著祖辈的遗训从政、从军、从事学问，其正常的经营性行为允许存在，重点在于清晰的界定和利益回避，避免与生俱来的特权身份带给他们的干扰市场便利，沦为权贵攻击的箭靶。 (穆尧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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