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开始收购国家 习近平绝对受不了

　　“在全球100大经济体中，有5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这是英国学者诺瑞娜·赫兹在其著作《当企业收购国家》中道出的现实。该书创作于2001年，时隔15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财团间的大规模兼并变为寻常商业运作，跨国公司也早已溢出其原有属性，越来越在其他社会领域形成影响力，上述比例正展现出向企业一侧倾斜的趋势。

　　权力与资本，或者说是政商关系，这对自诞生起就相伴相敌的社会现象，在今天的中国正在演绎得更加深刻而复杂。而对于致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而言，如何使权力与资本规范运行在自己所希望的轨道中，已成为最需着力的命题之一。

　　稍早时候，习近平召开深改组会议，决定在政治局委员掌舵的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四地推行试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经商行为，加上去年已先行试点的上海，中共发动了高层中的“关键少数”在此问题上进行探索。之所以要着意规范，是权利和资本的畸变已经蔓延到中共体内，由此带来的伤害自不可轻视。

　　更早时候，习近平对理想中的政商关系做出“亲”和“清”的表述，而后党媒连发文章作出解读，孙春兰在近日也赶赴陕西进行宣讲。侧面亦可一窥习对于权力资本关系的重视与思考。

　　困扰中国的因素有很多，曾经中共的敌人来自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国别，但当外部的威胁平息之后，资本这个无差别存在的现象便开始展现其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对于资本而言，信仰通常是无谓的，但信仰又是中共赖以为生的基础之一，天然存在的矛盾就是天然存在，可能会潜藏在表象之下，但也总会浮上来。

　　于是可以看到，《红旗文稿》对非公有制经济中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出高度警惕，其在文章中罗列了非公经济企业家的不当表现，包括私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中国应走西方道路、集会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透视红旗文稿列举出的这些表现，不难抽出一个基本事实，即非公经济中的部分企业家对现行政治制度和中共的信仰存在想法或反对。

　　多维新闻在《中国会出现颠覆性危机吗》一文中曾表示，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就言明，“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措辞之坚决被视为是对中共党内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明确回答。对于资本的类似动向，这样的表态显然也是适用的。

　　张越案件的出现，则更加把资本对于权力的操弄摊在了阳光下，被郭文贵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张越，不单是一个堕落的官员，更是权力心甘情愿为资本所裹挟的最佳例证。

　　诺瑞娜·赫兹曾有这样一个著名的预言，企业在社会组织的地位上将会完全凌驾于国家之上。这样的预言或有武断和危言耸听之嫌，但毫无疑问的是，企业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正利益提高，某些时候，其影响力可能达到的边界要远远高于政府。

　　其实早在上世纪末，资本大鳄索罗斯就已经用做空国家展现出资本的实力。而放诸今日，放诸于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不难看到这样的企业——可以凭自身实力定义行业生态、影响政府决策、塑造社会现象、改变民众生活。

　　回到题目，习近平因何频落笔，也许正是权力和资本的种种扭曲姿态已经到了不得不予以重视的地步，而要实现“亲”和“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