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美国经济学教授张欣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据媒体报道，中共最高层即将在北戴河聚会，其中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之间的经济路线分歧值得特别注意。对此华尔街日报7月22日以“习李分歧趋向公开化”为标题专门做了报道。在中共体制下，经济政策和路线的分歧可以是未来残酷政治斗争的原因与口实。五十年前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上诿过揽功：一是想洗刷他当年领导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经济崩溃和大饥荒的历史恶名，二是不能容忍刘少奇邓小平等搞包产到户等政策恢复农村经济后在党内增长的影响和权力。毛对经济一窍不通，却又不愿放权与他人。可他是搞政治运动的高手，于是中国开始了那场文革浩劫。因此，习李经济路线的分歧引起人们对中国前景的担忧。
那么李克强和习近平的经济路线分歧是什么？各自路线对未来中国经济影响是什么？媒体新闻在这些地方语焉不详。其实，我们从习李一贯的理念和几年来他们用自己语言的讲话或者批示中看，那么分歧在哪里的脉络就很清楚。概括地说，李克强是”市场和民营经济“派，他的主张和现代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实践一致。习近平是”党治、指令型和国有化经济“派，习偏好的是前三十年毛时代的经济模式。
两人7月4日在国企改革上的批示反映了他们的路线分歧。在依靠谁来管经济和企业问题上，习强调党治党营，政治挂帅。他的批示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对国企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各级党委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 而李克强主张由企业家来管。他的批示是：“推动国企改革，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弘扬企业家精神”。
目前中国国企亏损严重，拖累整个经济。出路在哪里？三十年来改革实践证明，解决方法是所有制改革。习近平坚信过去一套。他指示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他“强调要理直气壮做强做大做优国企“。李克强认为这行不通。李的批示是，“国企要遵循市场规律，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淘汰过剩落后产能”，也就是要做小做死那些亏损国企。在农业上，习李对集体化合作化的态度和认识也针锋相对。习近平5月25日指示，“农业合作社是方向”。而李克强曾在两会上说，农业合作社时，起早贪黑生产粮食还是不够吃，家庭承包制一推开，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可见李反对农业集体化。
习李在经济路线上的分歧也许和他们的教育和经验背景有关。李克强凭实力考入北大，读硕博时师从民营化大师厉以宁，受现代经济学熏陶。李后来在工作中的思路也常常反映出他的现代经济学的训练。譬如，他提出用电量等数据来推算真实GDP，这是西方经济学上用的GDP代理变量(proxy)方法。他在国务院推行简政放权，取消行政审批，以提高效率和清除腐败，这是基于有权力才可以寻租的理论。这些思路都非中共官场上的一般官僚所能提出。习近平没读过什么现代经济学书，一路上来的经验也是在中国官场上。他对市场经济的缺少思考和兴趣，每提起经济学来，其语言与思维也滞留在毛时代。例如在7月9日经济座谈会上，他提出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听上去时光倒转，回到了前三十年。那是毛式哲学政治经济学官话，空洞无物，更无任何实际用场。
其实，制订正确的经济路线，并不一定要求最高领导者自己经济学出身。要紧的是，最高领导者要有经济感觉(sense)，不然就放手给他人管。国内经济学家常谈起，当年和赵紫阳接触，虽然赵没经过正规经济学训练，但是赵有感觉。赵能认真听，而且能抓住关键问题，提出疑问要你解释。然后，赵会从不同意见中，采纳比较理性可行的正确方案。和李克强交流时，李也常常提出独特的想法和问题，和大家相互领会。而经济学家和习近平交流时，就缺乏这种互动。江泽民胡锦涛虽然自己不懂经济，但能做到“不知为不知”，放手让朱镕基温家宝管，因此也相得益彰，中南海南北院在经济路线上没有矛盾，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如果习近平能放手让李克强管经济，让李克强权责一致，而不是另架机构干预国务院工作造成权责分离，中国经济本来要好得多。
华尔街日报有关习李分歧的文章再次提到5月份那位神秘权威人士的文章。流行说法是，那位权威人士是刘鹤，受习近平指示，起草此文炮打李克强，将当前中国经济的种种问题推诿给李克强。我对这篇文章反复读了多次，从经济学专业角度却看出不同意思来，对此我写过两篇评论。简单地说，这位权威人士是个“市场和民营经济派”。在国企上，他要企业家而不是党组织来管企业，他要做小做死关掉那些僵尸国企，这和我们前面引用的习近平讲话精神格格不入。在宏观经济上，这位权威人士说，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解决当前经济问题，表面上这可被看成是批评李克强和国务院的做法。但根本问题在哪里？权威人士笔锋一转说，在于影响供给侧结构的体制。经济学上，这归咎于法治、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保护三大因素。而这些体制因素上出的问题，却是习近平而非李克强的责任。（详细可见我前面评论中的解读）。我和几个国内来的经济学家谈起该文，他们也赞同我的看法。他们虽然也听说该文章是习指示刘鹤组织炮打李克强的，不过认真读了内容后却觉得并非如此。这是一篇批评现行体制深层问题造成经济困难的的经济学深度文章。如果传闻都是真的，那唯一的猜测是：习近平让刘鹤组织这篇文章在经济问题上指责李克强，但执笔人暗地里却按照经济学职业操守实事求是地写了这篇技术文章。文章中实际隐含的还是对习近平党营指令型经济路线的批评，但习和外界非经济学专业人士看不出来。
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经验表明，解决中国经济困境只有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民营化。李克强主张的是市场和民营经济路线，承继了后三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习近平偏好的党治党营和指令型经济，承继的是前三十年的模式。那是一条失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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