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一词，有多种由来。较为可信的一种，说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因当时胡服多为皮革缝制，故有改革一说，用来形容对旧事物、旧制度的改变、调整、革除。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革命史，也是一部改革史，前者在于破立，后者在于维持。及至中共成立，毛泽东领导了一场成功的革命，邓小平主导了一次非凡的改革，此二者让中国重新回到自主自立的大国行列，但改革也从无一劳永逸。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今天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有其现实必然性，迟早会发生，而有强烈改革意愿的习近平上台，成为深改全面铺开的一个主要致因。
据梳理，自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创建以来，共已召开32次小组会议，出台300多条改革事项。这些几乎可称巨细靡遗的改革条目，为观察当今的中国、当前的中共领导层提供了丰富的维度，此前多维新闻已有系列文章择不同角度做出分析，而安全，无疑也是中共这盘深改大棋中不可忽视的一子。
有关安全的改革事项在目前深改的总体框架中，绝对数并不很大，但分量不轻。在国土安全、制度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金融安全等领域均有相关改革条目。并且已有若干落地措施，如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网安小组、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等。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安全是一个宽泛的词，对外对内都有其含义。今年2月习近平曾召开一场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那么所谓的“习式安全观”究竟是什么呢？中共官方并没有相关的具体定义，但通过分析当前的安全形势及安全与改革在当下中国的辩证关系，或可得窥一二。
首先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安全，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安全领域出现了什么新的危险和挑战。外部危险仍是毋庸置疑的，在传统的国土安全领域，中国面对的形势依旧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四伏，而在非传统领域，网络空间、资本市场、文化传播等层面均已扩展出非直接接触的战争形式，这是外部动因。在内部，上述层面同样存安全隐患，威胁着网络稳定、金融安全和文化自信。
也正因此，中共在安全领域有所主动作为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安全和改革存在两种辩证关系，天然要求中共，或者说习近平，在谋划改革图画的时候，必须将相关的安全改革考量在内。
改革和安全是相互伴生的。改革便意味着触动旧的利益结构、旧的关系网络，这当然会导致安全风险的出现，而风险自然会吸引改革者的关注，两者的伴生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叠进的过程，在改革中出现风险，消除风险又推动改革前进。比如在金融领域，在文化领域，这样的伴生关系通常十分突出。
改革和安全也是相互保障的。安全确定了改革的可持续性，改革则反哺安全的发展可能。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即是“没有安全谈何改革，没有改革哪来安全”。例如制度安全使得改革得以无碍推进，而改革则呼应了制度安全的相关需求，以在细分领域的改革对制度安全进行补足。深改中的司法领域改革便是一例，司法改革的成败对中共的制度安全意义重大，能否彻底推进需要制度护航，改革的成效又可使制度更趋安全。
由是，在整体的国家安全框架下，改革与安全实际上是一体的，不管在同一领域，还是相关领域，二者间或是互为天然属性，或是互为本质要求，缺一不可。而“习式安全观”，将之视为一种既主动又被动的，在总体安全领域中的综合改革行为，或许较为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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