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习近平如果真想实现“中国梦”，真想让中国伟大，只能做两件事。第一是把毛泽东的像从天安门上拿下来，第二是停止共产党一党专政。毛泽东的像如果不拿下来，我敢断言中国及中共体内长久以来积存的毒素就永远无法清除乾净，中国也将永远无法获得新生。

三、中共将往何处去？中国又将往何处去？

一九八九年东欧剧变及一九九一剩下中国、越南、老挝和古巴四个国家仍然自称奉行马列主义，继续由共产党一党专政，但实际上都已经引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以只能算是半个共产主义国家。有人问，这样的体制能继续维持吗？又能维持多久？ 我认为，问题其实不在于能不能，而是在于这样的体制究竟是不是人民所要的。换句话说，人民如果有充分的资讯，又有选择的权利，是不是愿意让这样的体制继续下去？这就牵涉到另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共产党能代表人民吗？这正是我首先要讨论的问题。但我将只讨论其中真正重要的中国，而当然先从毛泽东说起。

没有人能否认，新中国是由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但也没有人能否认，毛在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间犯下无数的错误，却从来没有真正认错过。事实上，即便是在大飢荒中饿死三、四千万人，毛也不曾说过一次表示哀伤的话。毛为何如此？直接地说，那是因为他对人民的福祉及人命一向是漠不关心。关于这一点，足以佐证的事例很多，以下我举两个实例说明。

首先，如本书第十四章所述，毛于一九五七年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于大庭广众中对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说，中国完全无惧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怕美国这只“纸老虎”，因为“我们现在六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三亿人又怎么样？战争嘛……”毛在说出这样的话之后，还能代表人民吗？

其次，本书第十一章也曾提到，林彪在一九四八年率共军包围国军据守的长春约半年，并奉毛的指示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城内的老百姓因而大多饿死，有说是五十万人，有说是三十万，也有说“只有”十万人，在人数上有极大的争议。究竟死多少人的问题当然重要，但我认为另有一个问题恐怕更重要而必须要问：在毛的决策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而必定要禁止长春的百姓出城，竟使得老人，妇人、孩童，甚至婴儿全都活活饿死？

总之，“伟大的毛主席”其实离伟大很远。如不是中共内部不断的造神运动，又刻意掩盖事实，以及宣传狭隘的民族主义，毛的真正形象恐怕早就显露无遗。不过中共也知道无法隐瞒全部，所以曾经在一九八一年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宣称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决议》只是着重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对于他在其他的政治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却大多不提，或是避重就轻，而最后的结论是毛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至于毛泽东思想，《决议》说今后仍然要高举。

邓小平曾经多次亲自参加《决议》起草小组会议，并指示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叶剑英也曾在起草小组会议中发言，说：“苏联人迁了斯大林的墓，我们就对毛泽东来个鞭尸，这不就刺激人民提问，社会主义对在哪里，共产主义好在哪里吗？……。如果我们要追根究底，我们将发现，责任不在毛泽东一个人那里，我们全都有责任。”这些发言记录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中共元老们之所以不肯丢掉毛泽东，其实只是为了要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也为了要避免自己为错误负责任。换句话说，共产党所做的《决议》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并不是站在人民的角度。

邓小平也曾在一九八○年八月接受一名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访问时谈到毛泽东。法拉奇直接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也直接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但中国究竟有多少人民认同邓小平的回答，恐怕越来越是一个大问题。

邓小平的功与过

不仅是毛有功与过的问题，邓小平也有。没有人能否认，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拨乱反正，又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中国经济飞快成长的基础，对国家及人民做出极大的贡献。然而从前面的叙述，我也必须说邓小平所犯的过错也不小。毛泽东的历史定位一日不能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中国的人民及整个社会便日复一日无法脱离其阴影。共产党明明早已失去其建党时的初衷及理想，又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继承了邪恶的本质，邓小平却一心要维护马列主义及中共一党专政。

八六学潮及六四运动时，中国原本都有机会依学生及人民的期望做重大的变革，邓小平却因两次成功镇压学生运动而沾沾自喜，自认是避免了类似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件在中国发生，从而解除了国家倾覆的危险。

事实上如果从人民的观点，东欧剧变是极为成功的变革，戈巴契夫也自认是他个人的极大成就。至于苏联解体，当然不是戈巴契夫所期望的，邓小平和许多中共的理论家因而都说苏联是因为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及经济改革，所以致败。但依我之见，那是没有仔细研究整个事件的过程就草草做出的结论。读者们如果细读了本书第四卷的相关章节，必定会同意我的看法：戈巴契夫如果不是有太多性格上的缺点，又犯了太多不该犯的错误，苏联其实很有可能和波兰、匈牙利一样有机会顺利完成变革。

话说回来，戈巴契夫虽然有种种缺点及错误，我相信将来在历史上必定有其崇高的地位，因为他从担任苏共总书记之日起就决心要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始终言行如一。我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于民主制度表示保留，我也同意那离完美还很远。但我坚信，一党专政绝对是错的，不论那是共产党或是什么其他政党。

邓小平是一个经验、威望及聪明才智都远高于戈巴契夫的人物，如果他在东欧及苏联吹起改革之风时也愿意在中国推动体制改革，相信成功机率非常大，对人民只有更好，中国崛起的意义也更大。可惜邓小平的思想自始至终被“四个坚持”所禁锢，见识不及于此，否则他的历史地位将会完全不同。

若不讲诚信，中国梦不可能实现

中共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在二○一二年上任后，有两件事值得注意。其一是，他提出一个所谓的“中国梦”，宣称要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二是，中共于二○一七年十月召开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会中通过将“党领导一切”写入党章中，这就等于重新宣示将继续一党专政。习近平又在二○一八年三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宣布废止其总书记任期的限制，亦即要强化其一人独裁的体制。

我不得不说，这两件事其实是互相抵触的。共产党如果继续一党专政，中国绝对没有可能伟大复兴。事实上，中共最大的不幸是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都毁弃了，所以不知道如何治国，更不知道什么是伟大。

《论语》里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子贡问政，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再问如何取捨，孔子说必要时不得已只能先去兵、再去食，却无论如何要保留“信”，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所谓的食与兵，就是经济和军事，在孔子眼中并不是最重要的。相对而言，他认为诚信才是国家的根本。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权，当然没有所谓的诚信可言。邓小平及其后历任的中共领导人所追求的，其实也只是食与兵，而不及于信。我无法明白，一个没有诚信的政党如何可能带领国家伟大复兴？

关于中共不讲诚信，最近的一个实例是中共全国人大在今年五月底通过决定，将制订“港版国安法”，预定于九月起实施。这等于宣告毁弃中共对英国及所有香港人民所做出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回忆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英两国在香港举行回归的交接仪式。当时除了在香港岛上参加典礼的贵宾之外，在维多利亚港里也挤满无数的船只，载满了市民和外宾。我也躬逢其盛，和一部分香港同事们挤在其中的一艘船上，在午夜间歇的大雨及庆祝烟火中远远地观礼，为中共对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作见证。但当时没有人能确定中共将来是否会信守诺言，因而香港人大多是忧喜参半。殊不料，如今五十年还剩下二十七年，中共就片面废弃承诺。

香港居民其实从去年起就已经发起“反送中运动”，拒绝修法让中共任意将香港人引渡到国内，在最高峰时竟有两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占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这让我联想一九八九年八月发生的“波罗的海之路”运动。香港居民究竟害怕什么呢？自然是怕失去民主、自由、法治，但更重要的是怕失去人权的保障。

中共及中国人民的选择

近几年来，有一个“中共不等于中国”的说法逐渐在华人社会中传播。当代极负盛名的旅美华人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是最早提出此一说法的人之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对于中国国内的人民来说，大可不必认为中共可以完全代表他们，又能永远代替人民决定一切。对于海外的华人（包括台湾、香港）来说，不应认为爱中国就必须爱中共，或批评中共的言论就是批评中国。总之，中共如果不能自我变革，而只是继续以其狭隘的民族主义为藉口企图绑架十四亿人，以不可能实现的“中国梦”掩盖其确保“新阶级”的利益的真正目的，那么终将自外于国人，必将为人民所唾弃、推翻。

其实习近平及中共其他高层如果能真正了解其处境，或许可以选择一条更好的路，效法戈巴契夫做重大的变革。具体地说，习近平如果真想实现“中国梦”，真想让中国伟大，只能做两件事。第一是把毛泽东的像从天安门上拿下来，第二是停止共产党一党专政。

毛泽东的像如果不拿下来，我敢断言中国及中共体内长久以来积存的毒素就永远无法清除乾净，中国也将永远无法获得新生。

至于取消共产党一党专政，我认为中共（及中国人民）比三十年前的东欧及苏联应当容易得多，至少国家经济没有像当年东欧及苏联那样穷困。但要如何才能和平有序地变革呢？三十年前东欧八国及苏联的经验及教训其实都不远，其中大多是成功的，但也有失败的，都可以拿来借镜。特别是波兰、匈牙利、捷克都属于“丝绒革命”，并没有痛苦，在变革后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也都比先前迅速改善。

我特别要建议参考这些国家在变革之前先召开“圆桌会议”的作法，邀集国内各领域的菁英分子与共产党内的重要领导人齐聚一堂，长期详细讨论，为变革做充分准备。中共虽然非放弃一党专政不可，毕竟没有人希望那过程混乱无序而陷入动乱，导致人民受苦。

直接地说，邓小平当年能做应做，却没有做的事，习近平及其同志有机会改正而做成功。若能如此，不仅习近平能在历史上留名，所有的中国人民都能获得解脱，中华民族也才能真正踏出“伟大复兴”之路。至于中共党员，虽然不免失去特权，也不至于从此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东欧各国变天后，原先的共产党无论是保留党名或改名，不也都在后来继续参政，甚至有经由政党轮替而取得重新执政的机会吗？

本文摘录自《另眼看历史　共产世界大历史：一部有关共产主义及共产党两百年的兴衰史》，远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