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985高校毕业的网友发表的关于保送北大，但是被部分导师的原始学历惊呆了，表示要放弃这次保送机会，这位导师研究生毕业于全国重点大学湘潭大学，但是相对于其现在任教的大学，湘潭大学是差了几个档次，由于自己的出身，竟然被一个保送生蔑视了，这可能是这位导师始料不及的。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其大学实力和师资力量那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能够进入这所学校教师，并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其治学能力和科技水平自然毋庸置疑，仅仅因为自己的出身就被学生歧视了了，先不说湘潭大学该专业的办学实力如何，就凭这位老师能够凭实力进入北京大学和被聘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就可知这位老师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但是这位同学以原始学历代替实力评价老师是鼠目寸光，是不可取的。

　　近日，教育部在官网回答网友“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的问题时，明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教育部在答复中还说，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尽管时值假期，教育部对“第一学历”的回应，还是在舆论场上掀起了热烈讨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中，学历的意义不言而喻。学历本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类型和程度的资质证明，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在选拔用人时明显的学历偏好，让学历成了全方位衡量个人价值的“身份标签”。

　　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并不认可“第一学历”的说法，但“第一学历”在民间早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第一学历”通常指人取得的第一个高等教育文凭。“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是“双一流”“985”还是“211”，乃至具体属于那所学校，都决定着其“含金量”。

　　最近，一位学生在考研选择导师时，发现北大数学学院某博导硕士毕业于地方院校，发帖称“无法相信北大会有这么差的师资”。其实，那所地方院校的数学学科业内评价一直不低，考研学生不看导师科研能力，反而对其学历刨根问底，深刻暴露了“第一学历崇拜”的误导性。这种思维如果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蔓延，难免造成学科发展“近亲繁殖”等问题。

　　“第一学历”何以大行其道？《南方都市报》的一篇评论将其归结于效率：通过“第一学历”，企业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判断出应聘者在求学阶段的一般表现。换言之，“第一学历”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一系列指标之一，而在“学历社会”的加持下，这一指标无疑具有巨大的权重。

　　“本科进入名校的学生不用努力，也可凭‘第一学历’获得竞争优势，他们还会继续努力学习吗？那些高中毕业进入专科院校的学生，再怎么努力学习，也不能扭转‘第一学历’劣势，就会有部分学生自暴自弃。”界面新闻的评论文章，反思了将“第一学历”等同于能力的错误思维，强调应当在过程中评价人才，而不能让人以为取得第一学历便“高枕无忧”或“无力回天”。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并非所有成就斐然者都有光鲜的“第一学历”。仅就学术能力起决定性作用的科研领域而言，不少两院院士的“第一学历”都不耀眼。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中科院院士陈竺，“第一学历”仅为中专；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沈树忠在浙江煤炭工业学校取得“第一学历”；在疫情防控中为人所知的中疾控主任高福院士，其本科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这所院校并未入选人们熟悉的“双一流”“985”或“211”。

　　放眼世界，科研人才的发展潜力也并不与“第一学历”深度绑定。盘点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单，不难发现，获奖者的“第一学历”和“出身”多种多样。《泰晤士高等教育》曾发文分析2020年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8位获奖者的本科学历，发现只有一位本科毕业于牛津剑桥或常春藤联盟这一类全球顶尖高校，多位获奖者的“第一学历”是在新兴院校、小型大学或文理学院取得的。

　　扭转“第一学历”偏见，不仅需要改变社会观念，也需要改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使其更加公平合理。界面新闻的评论就指出：“不能再人为地把教育、学校分为三六九等，要给所有学校创造平等竞争、发展的环境。”目前，中国在创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也要注意包容特色、平衡分配，让部分“小而精”的学校和学科获得更好的发展。

　　曾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院士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文中提及自己认识一个美国大学生，他的SAT成绩够上哈佛，却选择了一所烹饪学院，他用这个故事表明：要充分认知不同类型高校的价值。杨福家认为：“高等教育是一支大乐队：名牌大学就是乐队里的大钢琴，但不要只把眼光盯在大钢琴上，大提琴、小提琴都是好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