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重压下的中共官僚体系

　　2022年3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专门针对新冠疫情防控召开了一次会议，习在会议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会议强调坚持就是胜利，被认为是对习近平主导的动态清零模式的一次背书。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中共隐瞒策略失败之后，中共抗疫进入准战时状态，各级政府纷纷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通过封小区、封城等硬隔离措施，加上大数据流调等管控手法，走出了一条和西方社会不同的所谓清零路线。在特定阶段，这种路线貌似成功隔离了新冠病毒的广泛传播， 中共也借此不吝赞美自身体制。

　　随着新冠病毒演变到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病毒危害性变小，传播更加隐匿，大部分都是无症状感染者，清零政策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共卫健康公布的3月以来的感染人数和感染范围就是最明显的证据。 然而，沉溺于前期病毒防控的胜利喜悦之中的中共决策层，并没有适时调整防疫策略，反而试图加大全能体制动员能力，不惜代价继续实施动态清零政策。在这种政策碾压之下的民生艰难由于强力舆论管控而无处宣泄，而与此同时，面对政治偏执驱动的动态清零政策，中共官僚体系长期紧绷的弦，也不可避免地显示出麻痹懈怠趋势。

　　中共掌控的官僚体系和中共决策层本是相互共生、同枝连理，但官僚体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专业化体系，有其自身行为逻辑和利益诉求，在功能上和中共决策层还是有显著区别的。本文将参照官僚体系的特征，以疫情防控为观察案例，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分析。疫情防控指挥部实际上整合了中共官僚体系的大部分职能部门，对官僚体制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官僚系统长期以来都经受党化训练，中共的意识形态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官僚体系的价值，但中共意识形态早已千疮百孔，罕有真正认同者。官僚体系的这种价值缺失，一方面价使得官僚体系失去了一个必要的安全缓冲区， 无法用价值体系去约束来自上面政策的恣意；同时在面对政治压力时，官僚体系也无法诉诸道义原则，无法向社会寻求盟友来对抗政治化压力。在实际运作中，官僚体系则被驯化为组织机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辩论，只需要执行。

　　但官僚体系毕竟是专业化组织，他们虽然不是观念共同体，他们不需要共享某种意识形态，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还是需要有某种形而中层面的价值认同。比如说他们的身份是得到尊重的，他们的职业是有价值的，他们从事的工作是正当的、合理的、必要的、适度的。换句话说，官僚体系可以没有价值关怀，但不能没有合理性度量。

　　作为官僚体系成员的个体， 虽然无法影响决策，无法改变官僚体系的组织逻辑，但同时他们也无法脱离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他们需要有一个理性化的认知基础。如果他们没有在逻辑上被说服，他们的专业训练得不到尊重，他们就不可能兢兢业业地服务于体制设定的职责。官僚体系并不希望执行那种压倒一切的政策。长期以来官僚系统不同专业的磨合，使得他们在评估各种政策时，会寻求必要的合理性，而厌恶那种缺乏可行性、缺乏量化指标的政治化目标。比如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这种政治性话术是不可能转化为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的，也是他们不愿承受的。

　　尽管如此，他们又是善于见风使舵的。参考现实情境，他们会从政治安全角度选择性地理解各种政策意图，并以放弃部分理性作为对价。在最高领导人发起的这场防疫战役中，他们意识到：防疫已经变成了一道政治忠诚度测试题，这意味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实现防控效果。因此在实际的政策选择过程中，各种不可理喻的封堵措施也就不难理解了。简单的说，缺乏价值追求、缺乏理性认同，必然导致执行上的盲目、过度。

　　面对新冠疫情，卫健委系统本来责无旁贷，然而中共的疫情防控，并非基于科学和专业主义来构建，一开始就是高度政治化的。 比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新冠疫苗使用中，官方一方面标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但在疫苗选择上却力推国产的科兴和国药，而效果更佳的美国辉瑞和莫德纳(mRNA)疫苗，至今也得不到官方批准使用。在以救死扶伤为基本伦理的医务人员面前，在急需政府尽责以摆脱病毒威胁的民众面前，这种所谓民族主义或国家利益的考量，不但是伪善的，甚至是邪恶的。

　　更可怕的是，在政治执念驱动的防疫政策面前，公共卫生专家、流行病学家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如果不附和官方的立场，很快会面临失声和被封杀的局面。专业化导向的官僚系统，同样没有发言权。如果说他们对于疫情防控会有一些更客观和理性的判断的话，在定于一尊的肃杀的政治游戏中，他们也会很聪明地闭上嘴巴。当下，欧美社会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和病毒共存，甚至香港也在痛苦的摸索之后，选择与病毒共存。3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则无视疫情形势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继续强调动态清零，强调坚持就是胜利。这种政治执念驱动的动态清零政策，严重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缺乏对官僚体系成员的说服力，可以推断的是，其执行效果只会越来越差。

　　为了对抗官僚体系的这种懈怠趋势，中共决策层不惜刀刃向内，通过强化对官僚系统的惩戒来施加政治压力。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 江苏、内蒙、吉林、陕西、山东、广东等都有诸多官员因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等原因被免职， 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卫健委系统官员也因此成为官僚体系中的高危部门。疫情给官场带来了一种无法预防的风险。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吉林市长被免职，南京卫健委主任被免职，广东公安厅副厅长被免职。通过鞭打各个层级的官员，习政权试图让官僚体系保持动力和效能。

　　另外，北京甚至专门派出了督查组，赴10个省市开展督查工作，要求各地严格贯彻，强化管理。在这种政治高压之下，官僚系统争相进行政治表态，进一步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如此矛盾的情境中，各种执行偏差被进一步放大，甚至向来以精准防控而获得民间舆论赞誉的上海，也出现了东方医院护士因为哮喘被本院拒绝治疗而失去性命的事件， 以致坊间都在传，在目前防疫体系下，除了新冠，其他都不是病。

　　然而奥米克戎不讲政治， 根据中国卫健委官方网站消息，3月26日中国新增确诊病例125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448例，感染人数依然处在高位。无论中共决策层如何施加政治压力，都未必能在短期实现清零目标，而这个过程中，官僚体系所承受的压力和畸变， 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比病毒更严重的衍生灾害。（作者：练子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