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上海妈妈为了孩子的需求而主动成为团长。同样是团长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崔丽丽给出了一家社群电商企业的数据：女性占到了团长总数的95%。作家毛利的小区中，几乎所有的团长都是女性。她发现，女性更擅长找到渠道、协调沟通，也更关心物流的进度和群中的气氛。
“断奶”上海大多数有娃家庭的恐慌，是从4月1日开始的。原定解封的浦东还未清零，就陷入了封控天数“2+2+2+…”的循环。
这天，嘉定区的妈妈李沐发现家里只剩下半罐奶粉、三四袋尿不湿。和一般孩子不同，李沐11个月大的宝宝对牛奶蛋白过敏。身为“敏宝”，只能喝对蛋白经过深度水解的奶粉，一旦误食含牛奶蛋白的食物，就有可能出现湿疹，严重时还会便血。
物流对封控的反应比人更敏感。打开各大电商平台的购物车，李沐发现付款按钮成了无法点击的灰色，页面上有一行字：“您所在地区无货。”之前她也网购过两罐奶粉作为囤货，但它们在杭州保税仓滞留至今，没有到达她的手中。
浦东封控前几日，李沐常去的奶粉官网和旗舰店就因抢购全部断货，原价300多元的一罐水解奶粉被代购炒到上千。等到4月1日，就算愿意豪掷千金，李沐也换不来这一小罐了。
婴儿的消耗力是惊人的。一个未满一周岁的婴儿，每天要用掉6-9片尿不湿，喝掉500-700ml奶，一罐800g的奶粉通常只够一周。这种深度水解奶粉更特殊，400g一小罐，三四天就吃完了。但囤奶粉在一个家庭中并不常见，妈妈总是希望给孩子吃上生产日期最近的、最新鲜的，李沐最多也只囤一个月的量。
到4月16日，李沐家里囤的3罐深度水解奶粉快见底，尿不湿也告急了。之前3月31日，趁着解封的半天，李沐的丈夫曾跑去超市，买了一罐孩子没吃过的适度水解奶粉，又抢了货架上仅剩的一包尿不湿，“也是孩子没用过的不知名的牌子”，结果刚用了一片，孩子的屁股就红了，尿不湿还不断掉屑。
水解奶粉、尿不湿这一类婴幼儿用品太过特殊，一个小区并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很难成团。李沐加入了三四个母婴团购群，要么参团者相距太远，要么是附近参团的人数不够，团购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群的要求是：尿不湿每人50箱起送，总价15000元，“一户家庭几乎不可能做到”。
同一时间，毛利家的尿不湿也不够了。这位擅长书写家长里短的作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哥哥艾文在上小学三年级，而妹妹刚满一岁半，还在用尿不湿的年纪。毛利的恐慌来源于对解封时间的未知，“我对这个状态将要持续多久完全没有概念”。她的丈夫、家中的全职爸爸小陈，成了在各种渠道搜寻尿不湿的“猎犬”，最后终于成功买到了几包。
4月8日，毛利冰箱中的食材所剩无几。图 / 受访者提供
4月，许多电商平台逐渐开辟了母婴物资的直达通道，在“上海发布”4月6日公开的婴儿奶粉保供名单中，数十家企业建立了团购制度。数字印证母婴是个庞大的求助群体：4月4日，在饿了么收到的“应急特需”中，婴儿用品占到了19%，求助的群体中，婴幼儿有24%。
住在金山区的妈妈尔歆，虽然是母乳喂养，同样面临着孩子“断奶”的困境。
尔歆的乳房较大，跟市面上许多款吸奶器的尺寸都不适配。好不容易下单了一款合适的吸奶器，却也因为物流停滞还没收到，尔歆只能让孩子自己吮吸。3个月大的宝宝已经微微长出乳牙，尔歆的乳头在咬破和愈合中反反复复，再加上长期的乳腺痉挛，她只能服用抑制奶水的药物，让孩子改吃奶粉，“我很对不起宝宝，但是继续过这样的生活，我自己也快撑不住了”。
服用药物后，尔歆察觉到自己的产后抑郁加重了，她变得喜怒无常，会在独处时流泪。三天后，尔歆停了药，后遗症是，奶水没有原来多了。一天下来，往往要母乳和奶粉混着，孩子才能吃饱。为了保证尔歆的奶水，丈夫和父母在隔离期间没怎么碰过荤腥，所有的肉都省下来给了要喂奶的尔歆。
现在，为了节省奶粉，尔歆会精打细算给孩子分配好每一餐。一顿80ml的奶量，她现在减到了70ml，只要孩子不饿哭，就能接受。4月17日，家里只剩5片尿不湿，她上网查了很多攻略，比如把用过的尿不湿洗净晒干再使用，但这些方法，她暂时还不敢往孩子身上用。
网络上，妈妈们的求助大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住在金杨园的一个孩子发了烧，他的母亲凌晨两点还在求儿童退烧药。一位确诊新冠的妈妈和襁褓中的孩子分离，为给他找个托管的去处而在网上苦苦哀求。为求购奶粉，李沐也在上海互助平台上留言，连用了5个感叹号：“真的走投无路了！！！！！”
准妈妈们的境遇更难。4月1日，怀孕36周的刘莉在闵行区马桥镇的合租房中已经被困近20天。她在上海工作时怀孕，产检档案也建在这个城市，后来去了武汉，往返两地产检成了这位孕妈的日常。3月5日，她独自来到上海产检，3月8日，闵行出现病例，合租房一封就是到现在。
和四五个陌生人合租，亲人不在身边，刘莉的待产包也留在了武汉，上海的出租屋里没有奶粉，也没有尿不湿，她不敢想象，预产期来临时，等待自己和宝宝的会是什么状况。每天，刘莉会和在武汉的丈夫轮流打“12345”，但通话一直被占线。求助居委会后，刘莉得到的答复是自行联系医院。医生又告诉她，封控期间待在家中最安全。她哭着再打给居委会：“我一个人在上海，待产包都不在身边。”居委会回复：“这不是必需物资，无法团购。”
自救
第二天吃什么，是一些上海妈妈每个晚上要面对的焦虑。
买不到之前喝的深度水解奶粉，李沐的孩子只能被迫“转奶”，换一个奶粉的牌子。过敏婴儿转奶并不容易，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逐步增加新奶粉的比例以建立耐受。山西省儿童医院的一项研究显示，一组婴儿在没有建立耐受的情况下直接食用新奶粉，20%的孩子存在呕吐症状，而10%的孩子持续出现便血。
喝新买的奶粉就像开盲盒，无法预知孩子会有什么反应。4月1日，李沐把剩下的半罐深度水解奶粉和3月31日出门买到的适度水解奶粉匀了匀，喂给了孩子，结果宝宝身上立刻起了大片湿疹，排便也出现了问题，“吃了就拉肚子”，不适持续了一周后，湿疹才消了些。
毛利也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和父亲讨论吃什么而搁置手头的工作。她找出了家里所有的过期食品：2019年生产的松饼粉，过期6个月的生拉面，过期几个月的蔬菜糕……有一天，她甚至从冰箱里翻出了一瓶过期十多天的酸奶，“原本是留给我的儿子艾文的”，毛利产生了把它喝掉的冲动，最后家人制止了她，“拉肚子就得不偿失了”。
要求助，但尽量不打扰别的妈妈，也成了此时上海妈妈们共同的默契。
4月3日，在强制转奶后，一位宝山妈妈的孩子身上长满湿疹，身上也被抓出血痕。4月5日，她向同小区的一位妈妈发出了求助，匀了一罐奶粉。她告诉每日人物：“不是非不得已，谁愿意麻烦其他妈妈呢？大家都太难了。”
“上海人是要面子的，都不想麻烦别人。”住在浦西的Monica是一个8岁男孩和一个2岁女孩的妈妈，她形容自己在封控前期的状态：无时无刻不在“觅食”，定闹钟抢购是常态，但她很少开口在居民群中求助，快递和抢购的物资，也都是她和丈夫尽可能自己来回搬运。
唯独孩子能让她放下面子。4月5日，浦西原定的解封并未到来，Monica做了家里最后一份鸡翅，成年人在饭桌上很默契，都没动筷。4月7日，家里的常温奶告急，只剩最后一盒，这成了两个孩子争吵的导火索，哥哥第一次伸手推了妹妹。
Monica拍了一张牛奶空瓶的照片发到居民群中，委婉地问：“大家知道这个奶哪里还能买到吗？”一名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给她发了上海消保委的保供名单。第二天，Monica联系了名单上的奶企，成为了小区牛奶团的团长。
和Monica一样，一些妈妈是为了孩子的需求而主动成为团长。在极昼的报道中，成为团长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崔丽丽给出了一家社群电商企业的数据：女性占到了团长总数的95%。毛利的小区中，几乎所有的团长都是女性。她发现，女性更擅长找到渠道、协调沟通，也更关心物流的进度和群中的气氛。
4月初，家里没了猪肉，毛利的小女儿在吃了一次其他肉类后过敏了，双眼红得吓人，线上问诊后，因为无法确认过敏原，医生保守地建议只吃猪肉，小陈和毛利开始行动，在网上搜索到猪肉的供应商。但相较于咬紧发货进度的女团长们，“小陈并没有很积极地跟着物流”。成团后第四天，供应商还没发货，他们从顾客的评价中得知这家的蔬菜也不是很新鲜后，小陈硬着头皮给邻居退了单。毛利总结经验：“如果交给女团长，或许成功率会更高。”
很多妈妈发现，成为团长后，自己不再只是妈妈。
许多家庭的孩子都在等待Monica的牛奶。第一次在群里发出团购链接后，Monica一下子成团了159箱。钱需要挨个收，之后是核对账单、楼号、房号。不断有家长催促她更新发货的进度，但她往往需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联系上供应商，排单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求购的人太多了。解释、安抚，接着又是在楼里招募运力，Monica整天都要盯着手机，团购的任务远超她在外贸公司做采购时的工作量，支撑她的就是：“我的孩子要喝牛奶，我要自救，没有办法。”
不被肯定和理解，也是妈妈团长的常态。Monica的小区没有运力，物资都是她和丈夫一起骑着三轮车来回送。保安主动过来帮忙，事后Monica送了他两箱牛奶，结果小区里有人直接上门骂她：“为什么要在人力不足的时候麻烦保安？”Monica哭了：“之后我真的再也不想当团长了。”
Monica和丈夫运送团到的牛奶。图 / 受访者提供
封控前一天，小陈从蔬菜店抢到了两筐葱姜蒜，毛利同他一起在小区摆了一个摊，原价卖给需要的邻居。一位阿姨路过，询问了价格后说：“你们怎么卖得这么贵，是不是赚差价了？”许多邻居帮他们说话，但毛利难以释怀：“这种事情就是100个人跑出来肯定你，也比不上一个人质疑你来的伤害大。”
在所有人神经都紧绷的封控期，送出母婴用品有时也成了一件秘而不宣的事。
曹晶每天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是通过二三十个妈妈的好友申请。她是飞鹤奶粉在上海的一名员工。3月29日起，她家三十几平方米的家和车子成了奶粉仓库，床边、茶几下，塞满了奶粉，只留下供她通过的小道。
当时听到封控的消息后，她有了一个想法：既然实体店无法营业，为什么不让公司把货调到家里？100多箱奶粉陆续被保供货车运到小区门口。曹晶家在4层，楼里没装电梯，只能靠夫妇俩来回搬运。每天，曹晶都会接到三十多个订单，深夜12点的来电也接过不少。在曹晶这儿囤货的妈妈很多，最大的订单是5箱，每箱6罐奶粉，够宝宝吃上大半年。
每天早晨不到6点，曹晶就会下楼，窝进车里。发货、搬货，她会控制发出的声响，怕频繁外出引起邻居的恐慌。她也收到过许多家长额外的善意，一名确诊了白血病的宝宝的家长在奶粉送达后，给曹晶发了一个1888元的红包，奶粉的价格是1700元左右，“她想给我凑个吉利数”。最后，曹晶以公司规定为借口，将多出来的钱退了回去。
3月28日，刘恒位于普陀区的母婴店也被迫关了门，但几通电话里妈妈们的哽咽，让他产生了冒险营业的念头。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晨偷偷赶到小区附近的店里，再偷偷将奶粉从卷闸门下递出来。因为强行营业，刘恒还进了派出所，最后，是妈妈们联合与派出所协商，她们答应之后只叫跑腿骑手送货，而刘恒得到了继续营业的机会。
到了4月10日左右，曹晶发现，即便一单的配送费加到70元，也不一定有骑手接单了。持有通行证的外卖骑手是最能感受到运力不足的群体，这让奶粉和尿不湿，都需要通过特殊的方式送达。
饿了么的同城骑手曹鑫接到的订单中，和母婴相关的能占到5成。封控期间的奶粉和尿不湿就是盲盒中的隐藏款，跑了五六家母婴店都没有货是常有的事。曹鑫查了电动车记录的里程，封控期间一天能跑两三百公里，比平时翻了一番。
4月9日中午，身处闵行区的曹鑫接到了一个来自普陀区方舱的订单，这位母亲的孩子确诊了阳性，即将被送进方舱，急需尿不湿和奶粉。取货点位于宝山，方舱在普陀，中间还要横跨长宁区，曹鑫只有一辆电量不满、速度有限的电动车，靠一人在当天送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骑手群中发出求助信息后，两三名跑上海同城的兄弟回应了曹鑫，几个人接力，最终将奶粉和尿不湿在下午送达。
妈妈不敢有眼泪
即便解决了物资的问题，隔离在家的妈妈们也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李沐是一名全职视频博主，她原以为隔离在家会有更长的时间来构思选题和拍摄，但孩子每小时都会哭闹，居家办公的丈夫需要开会，无暇顾及。“有时也觉得不公平，我的工作也是工作。”半个月内，李沐毫无产出。
居家期间，女儿对毛利的依赖更强了。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毛利之前最不怕的就是宅在家中，但封闭让她也对“宅”有了恐惧。她本想上楼看会书，可一旦被女儿发现，“妈妈要抱抱”“妈妈要喝奶奶”的奶音响起，毛利就心软了。
来探望坐月子的尔歆时，父母和她一起封在了家中。尔歆发现，两代人在育儿上的观念是难以弥合的。宝宝醒来哭闹，父母的解决方式是让尔歆喂奶，“在老一辈眼中，孩子哭了，就是妈妈没有喂好”。尔歆试图劝说父母，但她得到的回复往往是“年轻人怎么会懂”。
封到后来，大米又成了家庭的硬通货，在组织大米团购后，Monica招致了长辈的不理解。一天，他们对Monica说：24小时盯着手机，还有时间关心孩子吗？
这些情绪，Monica从来不敢在孩子面前显露出来。清晨5点，她会在丈夫和孩子们醒来前做糕点，这是她的解压形式。夜里12点，家人都睡了，她还醒着，有时是为第二天的食物发愁，有时单纯是流泪。
这样的崩溃有很多次，但每次Monica都在孩子看不见的地方偷偷流泪，“我要保护两个孩子，努力把家里的气氛搞得正常一点”。她的妈妈在老家，而姐姐被封在情况更为严峻的闵行，Monica无法向家人求助，“现在对我来说，情绪的自救比物资更重要”。
在儿子和老师之间努力周旋，也成了Monica居家的常态。儿子在上小学二年级，这是他第一次居家上网课，封控几天后，他对网课的新鲜感逐渐消失。“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这成了儿子每天都要问的问题。得不到父母肯定的答复，哭成了他的情绪宣泄口。从前Monica是个坚定鸡娃的妈妈，这几天面对儿子的崩溃，她也有些不忍心。但前几天，她最终没忍住，给了想逃课的儿子一个耳光。那天夜晚，Monica在被窝里哭得比儿子更伤心，“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动手”。
4月11日，上海全市按照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三类实施分区分级的差异化防控。尔歆和毛利所在的小区因无感染病例，被划入了防范区，获得了一些出门的自由。
解封那天，毛利带着孩子去小区里逛了一圈。路上到处都是溜达的孩子和狗，艾文骑着滑板车，在家斜对面的绿化带摘了一袋野生薄荷。这袋薄荷在之后的几天内，出现在毛利家的餐桌上。出于后怕，小陈那天在叮咚买菜上抢了30盒豆腐，其中4盒在邻居那儿换来了大蒜和葱，剩余的作为团购，分给了需要的邻居。
4月17日，Monica度过了封控后最快乐的一天。丈夫公司发的20斤蔬菜到了，区政府发的20斤食物礼包也送达了。一时间，绿叶菜成了家中最不缺的东西。Monica花了一下午清洗、焯水，再用保鲜袋封装，“可以吃上一个月”。
这本应该是许多孩子诞生后的第一个春天。尔歆喜欢将手伸出阳台的窗户——这是她唯一能参与春天的方式。3月中旬，她在小区被封前最后一次散步，那时树上才冒出点点绿色，现在，树木已经郁郁葱葱。4月10日，骑手曹鑫被下过单的妈妈拉进了一个200多人的妈妈群，帮无法成团的妈妈们购买母婴用品。他是群里唯一“自由”的人，随手拍摄视频成了他的习惯：沿途的梧桐抽了新芽，公园里的樱花开得正旺。这些春天的视频被他分享到妈妈群里，一些妈妈发了哭泣的表情，“她们都很羡慕”。
伸出手是尔歆唯一能感受春天的方式。图 / 受访者提供
李沐的宝宝每天都会往阳台上跑，和邻居家的狗隔楼相望。孩子用哭表达对出门的渴望，他们就抱着他去楼道里走走。楼下住户的电视坏了，家里的孩子少了一项娱乐活动，李沐和丈夫把自己的电视搬到了楼下，“我们家宝宝还小，看不懂电视，先让其他的孩子快乐一点”。
担忧也仍然存在。三个月前，李沐的宝宝刚打了第一针流脑疫苗，第二针原定在三月底接种，两剂之间间隔不能超过4个月。这剂疫苗用来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一种在春季多发于婴幼儿的疾病。而现在，计划被封控搁置，李沐不知道延迟注射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
“妈妈在这期间抗风险的能力基本为0。”孕期的妈妈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当时还未生产的尔歆错过了接种的机会。她查了许多相关的论文，但疫苗对母体和胎儿的影响依然是不确定的。她不敢拿自己和孩子去冒险，如今，她感觉“自己和孩子都像在‘裸奔’一样”。
这些天里，即将生产的刘莉在医生的线上指导下学会数胎动，她要走一条妈妈们的必经之路：对孩子的动静感到失措，对自己的身体愈发敏感。她和丈夫每天都在刷火车和飞机的购票页面，前几日，终于刷出了武汉飞往虹桥机场的航班，“12345”也打通了，丈夫被安排上了陪产的绿色通道，即将登上飞机，与刘莉和孩子在春天团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沐、尔歆、Monica、刘莉、曹鑫、刘恒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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