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强烈悲观气氛笼罩中国

北彦评论文章：2024年的六月，对中国人民来说，可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受着气候变化、破产失业、和强制暴力的苦难，不能呼吸。一股强烈的悲观气氛弥漫在中华大地上，几乎前所未有。

这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社会气氛，几乎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人民都对姗姗来迟的大会不再抱有期望。而北京当局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愿意拿出“牛肉”进行安抚，反而加紧为全会后可能爆发的民意海啸作准备。

悲观气氛从何而来

从五月初以来，南方连续降雨，多地迎来又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而华北则在六月进入高温和大旱。这种来自气候变化的自然灾难，将中共制度的僵化显露无遗，统治集团对民众苦难的麻木和吝啬也再次暴露。中国领导人要么避暑西北，要么忙于出国，对南涝北旱的灾情不闻不问。地方官员则纷纷“躺平”，他们的救济迟缓和表演性救灾再度成为社交媒体的重点。

中国的有产阶级则经受着股市不振和税务清查的双重打击。自证监会换帅以来数月，大盘股指仍然徘徊在3000点，最近一周更屡次被击穿，股市信心和公众的消费信心都跌到了三十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各地方在房地产税源枯竭、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背景下采取了强力“清税”行动，不顾税法要求和以往的税收优惠，以“税警合作”的模式严查、重罚私营企业的历史性税务问题，颇有1950年代初针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的态势。在上半年中央层面多次放风安抚民企之际，地方政府大肆“要税收不要企业”的野蛮征收，令中国的民营企业再度陷入恐慌。

不过，相比灾民和企业主的束手，中国的劳工和市民阶级正在以新一波的抗议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从6月20到24日，有机构记录21起抗议，其中工人抗议7起、农民抗议5起、业主维权抗议7起。在经济下行、企业大规模破产和转移、房地产崩溃的情形下，即使被严厉打压，来自大众的集体抗议激增。

然而，最危险的信号，是中年失业者开始针对外国人进行报复。在6月10日和24日，在中国锈带的吉林和经济发达的苏州，先后发生两起分别针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袭击事件。对比之前屡屡发生的社会报复案件，例如本月在上海一地铁站发生的无差别袭击，这一最新事态表明，中国民众的绝望开始发展到转向政治暴力：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义和拳运动的仇外，更像是陷入绝望的人民有意识地以针对外国人的社会报复来谋求更大的政治效应，颇有给当局颜色看的意思——中国特色的自发恐怖主义。

这当然是中国当局过去十几年民族主义煽动在经济不景气和社会绝望下制造的怪物。陷入困顿的人民正在以互相伤害和刺杀外国人的方式进行抗议，抗议当局对人民的冷漠，暴露了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的空虚。如果对比一年前中国政府对耶伦等美国高官到访的破冰努力，那时正是北京政权在疫情后最为孤立的时刻，当人民陷入彻底绝望，刚刚缓过来的北京统治集团一方面以各种小恩小惠例如单向放开签证和若干进口讨好各国，另一方面对内则显得完全不为所动，在疫后的一年多里，几乎没有出台任何博得民众叫好的重大改革。

而人民每天在痛苦和绝望中所面对的，是中共官员这种集体冷漠和僵硬的政治站位。这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原因，也是中国当下社会普遍悲观的直接根源。

统治阶层的拒绝妥协

在如此气氛中，很难想象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三中全会”上可能出现任何重大的实质性改革，无论是改善民生还是改善经济，为人民注入信心。在“三中全会”愈临近的时刻，人民因此愈加失望和悲观，社会也愈益充满了暴躁气氛。

在现实中，中共的冷漠和僵硬既是集体性的，也是制度性的；而理论上，统治群体对人民的这种仇视，自然和政权的威权主义有关，但更多地表现为习惯性的拒绝妥协。在缺乏责任政治、也缺乏官僚中立性的背景下，他们害怕妥协，不会妥协，无论这种妥协是面向外部还是内部。尤其是，在过去十几年，这种拒绝妥协的僵化已经上升到“四个自信”的意识形态高度，作为党内的政治正确，妨碍着其中任何一位干部在任何一个层面进行妥协。

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集体僵硬更因“动态清零”政策下的“守土有责”原则而被全面强化，“入脑入魂”以后几乎成为中国当下体制的本能反应模式，也是极权主义的“清零”阴魂渗透到所有领域、难以走出疫情的根本原因，即使是改革雷声颇大的“二十大三中全会”，也绝无可能像四十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算“两个凡是”、然后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对内、对外的双边妥协。妥协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

然而，毛的“两个凡是”，作为50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在今天中国以“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变形被继承和坚持，从意识形态核心的高度规定了中共面对国际孤立、经济下行和人民困苦，绝不动摇、绝不让步、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自然不可能在七月的“三中全会”上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那些人民期望改革的制度桎梏，都难以破除所谓“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诅咒。

当然，这种如同新原教旨主义一般的顽固，并不妨碍北京当局说一些安抚的话，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例如，为了召开“三中全会”，为了在“坚决不改”的底线和人民群众从各种自由到修宪的各种呼吁之间巨大的鸿沟里找到一点儿“重叠共识”，中共的领导群体难得地放下身段召集企业家、经济学家们座谈，也在内部召开各种谘商会议；对外则用单向放开签证等小恩小惠做一些姿态。这几乎是中国内政外交能够做出的最大限度让步了。

普遍悲观也意味着人民的觉醒

不过，所有这些以寸计的让步，也不免陷入到“承诺疲劳”中，人民和资本信心全无，国际社会则将信将疑。譬如，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问题上，一方面中国以对第三方间接承认暂时冻结攻台计划而争取缓和，形同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委婉认错；但另一方面，在2024年六月，中国选择性地对待弱小政权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先后宣布了南中国海和对待“台独”的强硬法案，试图将国际岛礁纠纷和台湾人民的自决权纳入国内法范畴，自我赋予对菲律宾人的执法权、直接宣判台湾人民的自决是有罪的。

这些绝不妥协的姿态，自然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和不信任，也窥见到中国政治与民主世界的巨大和根本差异难以弥合。因为，妥协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技巧正是自由政体的标志，如主持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法官比德尔(Francis Biddle)在1957年曾经写过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生活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伟大的制度即美国宪法本身，就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妥协”。这是美国和全球自由世界的自由主义基础和力量所在，如果遇到一个拒绝向内向外妥协的顽固政权，如何可能避免相互间的不信任、脱钩和对抗？

这就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没有妥协，也就意味着中共并没有改善内外任何一方关系的意愿，无论减少对外贸易战风险还是提升内需都成泡影，全会能展开的经济和改革议题自然非常有限，人民对大会以及未来的悲观便可以理解了。

这种普遍悲观的政治失望何尝不意味着人民的觉醒？他们终将明白，在党内“没有一人是男儿”、更无“七千人大会”的刘少奇的背景下，作为无力的被统治者，期盼单向的政治妥协并不现实。那或许就是改变悲观、重燃希望的政治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