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推到与朝鲜冲突的最前沿
问题的要害在于,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在4月份之前基本上坚守朝美矛盾调解人的身份,是一个劝架的角色,现在则似乎变成一个积极打架的角色了。4月份,中国应美国的要求关闭了朝鲜在澳门一家银行的洗钱帐户,这已然被朝鲜视为中国接近美国之举,引起朝鲜的强烈不满,导致朝鲜的危机感加重。
7月份朝鲜发射了7颗导弹,此举没有跟中国打招呼,中朝矛盾加剧。事件发生后,中国放弃了自己提出的旨在反对制裁朝鲜的安理会主席声明,转而在安理会投票中支持了以日本提案为基础的对朝进行谴责和军事制裁的提案。
中国与美日一道在国际多边场合对朝鲜进行谴责和军事制裁,是中朝关系恶化的最重要的、情绪冲动下的步骤。在朝鲜看来,中国不但可能无法对朝鲜政权提供安全保障,还意味着直接加入了朝鲜的敌手一边。朝鲜对中国作为盟友和中间人的立场,产生了根本的动摇和怀疑。
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核试验,并于爆炸之前2小时通知俄罗斯,爆炸之前的20分钟通知中国,对中国的不满之情可见一斑。为此,中国做出的反应在各国当中是最为激烈的,声称“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进行了核试验。”众所周知,在中国外交语言中,所谓“悍然”一词一般只针对敌人专用。
中国的反应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和日本战略分析家的预期,自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如潮好评,认为中国显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从后续动作来看,中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而朝鲜宣布,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就是“宣战”行为。现在,美日都大造舆论,声称只有中国才能通过经济制裁给予朝鲜以致命的“惩罚”。中国现在摆出的架势,似乎站到与朝鲜冲突的最前沿。
要与有核朝鲜为友还是为敌?
中国在联合国这个多边场合与美日在东北亚的联合执法行为,使中国失去了朝鲜的信任,作为中间调停人的声誉荡然无存,只能与国际社会一起来对朝鲜施加压力,甚至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与朝鲜激烈对立的直接对手。
那么,相较于作为美朝对立的调停人身份,中国选择与朝鲜为敌更能带来安全上的好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史来看,除了美国,任何一个发展核武器的国家都会经历一个脆弱期。但是,事实是,并没有任何真正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外部压力下销毁核武器的先例。朝鲜长期遭受西方制裁和孤立,抗压能力众所周知,因此要想以外部封锁来迫使其屈服,几无可能。相反,对朝鲜进行制裁,必然带来中朝关系的紧张和恶化,甚至全面为敌,从而使得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对立将再次在中朝身上重演。
上个世界60年代,中国顶住苏联的压力坚持发展核武器,此举为苏联所不容,于是中苏矛盾不断,并最终围绕珍宝岛问题发生严重的边境军事冲突。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中朝为敌,朝鲜难免不会以长白山的归属为借口而挑起边境冲突。果真如此,中朝边境将成为不安宁的是非之地。
再者,如果外部经济制裁导致朝鲜政权崩溃,国内陷入动荡或内战,无数的难民自然流向中国,中国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和治安包袱,而这恐怕不仅只能由中国自己买单,而且还会成为国际干涉的理由。
朝鲜半岛无核化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在10月9日之前中国应该在双边场合对朝鲜施加影响而不是在联合国与美日一道对朝鲜施加制裁的压力,以谋求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计划。前者使中朝之间的矛盾和争吵就被限定在盟友之间的摩擦上,后者则使中朝关系的性质由盟友逆转为敌对。
如果朝鲜10月9日的核爆炸成功,就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第八个核国家。那么,一个有核的朝鲜就真的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而完全不能被接受吗?其实,稍微想一下就能清楚,核武器本身并不是威胁,只有朝鲜成为中国的敌人之后,朝鲜的核武器才是中国的安全之患。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放弃“用鲜血凝结的中朝友谊”,而选择经济制裁并与有核的朝鲜为敌呢?
制裁朝鲜对谁有利?
朝核问题的直接缘起是美朝之间的政治对立而引起的。美国欲颠覆金正日政权来修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与美为敌的所谓“流氓国家”,从而刺激了朝鲜发展核武器来巩固朝鲜政权安全的强烈欲望。
中国虽然与朝鲜是名义上的盟友关系,但在朝美矛盾上并不愿意得罪美国而向朝鲜提供核安全保障。避免与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是符合中国崛起目标的明智战略。于是,中国通过组织六方会谈,积极调停朝美矛盾,以期稳定东北亚局势,并维持与朝鲜和美国的合作关系。
六方会谈部分地为中国在西方赢得了“负责任大国”的声誉,但也使中国决策者开始头脑发热起来。而且,与互不相让的美朝都保持合作关系毕竟是一件高难度的艺术,其结果自然是两边都不讨好:朝鲜怀疑中国的调停动机,美国指责中国制裁朝鲜不力。
现在,中国倘若在联合国框架内负起制裁朝鲜的首要责任,那么原本可以制衡美国围堵中国的朝鲜转眼之间就成为自己的敌人,朝美之间的矛盾就主要转变为中朝之间的对抗。50多年前2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付出的生命和难以计数的物质援助等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无疑统统打了水漂,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缓冲资源也就糟蹋殆尽。
而旁边的美国呢,就只有偷着乐的份。或许,在中朝对抗正酣之时,美国冷不丁与朝鲜改善关系,从而把中国置于无边的尴尬之地。这不是天方夜谈的神话,近的来看,去年以来美国加强与印度的核合作,从而实质性地改善了由于制裁1998年印度核试验而受到影响的美印关系;远的来看,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越过日本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从而使两国能共同制衡苏联,此举曾在日本引起强烈政治地震。可见,美国是多么擅长操弄大战略的游戏。而且,我们还知道,美国在联合国曾多次顶住了国际社会的压力,坚决维护自己的盟友以色列不受谴责(尽管在私下里,美国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也不无批评)。
在朝核问题上何以决策失误?
4月份以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明显偏离了居间调停的角色,对朝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相关决策显得情绪化和意气用事,从而带来外交上越来越大的麻烦和被动。那么,这种明显的失误何以好几个月没有得到反思和纠正呢?
由于群体思维(group thinking)的惯性,官僚体制内部是无法产生自动纠偏机制的。因此,现有的对外决策机制需要引入政府之外的力量,即外部的公开政策辩论。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放开媒体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讨论,不但不会造成舆论的混乱,反而会使得有关问题的本质逐渐清晰起来,从而找到挽救的办法。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但可惜的是,往往当局者迷。
作者:陈琪(北京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国际政治科学》(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