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圣来稿：我控诉！我抗议！

陈翰圣来稿（原题：我控诉！我抗议！--为“深圳游街”中被蹂躏和被侮辱的）：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极普通的一天。这天，中国的水文天象，均无异常。然而，位于中国南部的城市深圳，却在这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为，这天，它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百多名在该地谋生的妓女，被深圳警方押赴大街，游行示众。顿时，深圳沸腾了。好像庆祝一次百年不遇的盛典，犹如围观一个别开生面的“马戏团”，当一百多名少女，手戴刑具，身穿囚服，脸遮口罩，在万分惊恐中遭受羞辱时，人们奔走相告，群情荡漾。同时，当这些在现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镜头，通过各大通讯社的电波和计算机的网络传开后，整个世界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这是哪里？这是文明世界吗？

形而上学的诘问

深圳警方的动机深不可测。或许，他们要向在附近视察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献媚。为彰显整顿风化的决心，异想天开，暗送秋波？或许，警察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依仗警权，免费嫖娼。偶不遂愿，老羞成怒，公报私仇？或许，按弗洛伊德推测，警界领袖有特殊嗜好。唯有妓女受辱，方能兴奋不已？但是，不管警方可能有千百种复杂的动机，唯有一种动机可以明确排除：那就是他们要真心打击“卖淫”。因为，在深圳，“淫业”和“警局”有着几乎同样悠久的历史。两家比邻而居，相安无事。为什么恰恰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天反目成仇？难道这天是百年不遇的黄道吉日，千载难逢的“贞节”假期？

深圳警方的行为明白无误。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野蛮、下流、愚蠢和不可思议的刚愎自用，在短短一天时间里，集中展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全部社会不公，毫不留情地捅破了“再造香港”和“春天故事”的神话。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当朝最为神圣的口号“和谐社会”，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挑战。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野蛮：因为他们用中世纪的手段，对付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在他们眼里，人权不是“硬道理”，尊严不会“压倒一切”。所以，他们敢于违反任何文明社会的起码准则，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处心积虑地、最大限度地肆意践踏一群少女的尊严。胆大妄为，其心可诛。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下流：因为他们用窥视隐私的阴暗心理，取代司法公正；以长舌妇般打探是非的好奇，压倒执法庄严。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待决犯，为什么他们偏偏与这群少女过不去？难道她们有特殊的观赏价值？“我们给她们戴了口罩”，深圳警方如此辩称。先生们，这恰恰证明了你们的下流！因为，这正是你们明知故犯、欲盖弥彰的铁证。这正说明你们明知侵犯隐私，偏要侵犯隐私。“戴上口罩”能改变事情的性质吗？莫非在深圳警方的法典里，戴上避孕套，便没有强奸罪了？“戴上口罩”和游街示众，本来自相矛盾。能干出结合两者勾当的人，不仅意识下流，而且思维混乱，行为低能。“低能”和“下流”并不互相排斥，深圳警方完美地体现了低能的下流。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愚蠢：因为他们在无意中违反了游戏规则，触犯了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禁忌。他们捅破了“繁荣”和“稳定”背后那层薄薄的窗纸，暴露了整个社会重重黑暗不公不平的冰山一角。游街照片中的这群女孩，在深圳警方眼中一定十分“下贱”。但她们却使我联想到另一张照片，一张非常“高贵”的照片，一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孙女，在巴黎成为“社交名媛”的新闻照片。从照片上看，游街女孩和“社交名媛”应该是同龄人。然而，是什么使她们的命运如此不同，如此悬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造就这两张照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整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少。光有“社会主义”，两张照片都不应该存在。光有“市场经济”，只能产生“社交名媛”。唯有“中国特色”，才能使“妓女游街”和“社交名媛”同时并存。深圳警方，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你们嫌中国贫富不够悬殊，民怨不够沸腾，人心不够不平，社会过于公正？难道你们嫌贫民承受的苦难不够深沉，伤口没在淌血？所以，你们要公然展示、观赏他们的苦难，要挑逗、调戏他们的伤口？你们居然想得出，恰恰选中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暴露了这个窗口最需要掩盖的东西：即“改革开放”底下脆弱的人文基础，高楼林立背后昏庸贫乏的思想意识和灯红酒绿掩盖下的社会不公。你们自以为得计，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你们在打击贫民的同时，恰恰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的最高权贵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基于历史的控诉

一百五十五年前，美国作家霍桑写过一部小说《红字》，讲的是二百多年前发生在清教徒社会的故事。女主人公海丝特通奸怀孕，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事。审判时，海丝特为保护情夫，拒不吐露他的名字，因而被判终生佩戴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英文中代表 “通奸”），并和初生的婴儿一起被游街示众。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联想到霍桑笔下的场景：

“当那年轻的妇女——就是婴儿的母亲——全身位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兴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通路。海丝特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地方。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路途迢迢的旅程；因为她虽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到街心，任凭所有的人碾踩践踏”。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想到了海丝特。但是，海丝特的故事，发生在清教徒社会。那里，“存天理，灭人欲”，以私生活严峻著称。今天的深圳，私生活严峻吗？“深圳游街”和海丝特受辱的区别，或者说深圳比清教徒社会虚伪的地方就在于：深圳明明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觉醒来，忽发奇想，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样奇特的事情，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干得出来！光有“社会主义”，只能产生清教徒般严肃的生活。我们曾拥有过这种生活，在那里，“深圳游街”的女孩，本应都是良家妇女。光有“市场经济”，这些女孩可能从良家妇女而沦落风尘，因为她们中不少人，除了身体，没有“商品”可以出售。但是，“市场经济”只要她们“有偿”地供人玩乐，不会要她们“无偿”地供人羞辱。唯有“中国特色”，不仅要在晚上玩弄她们，还要在白天侮辱她们！深圳特区确实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特”：当特区的经济需要发展，特区的企业需要“公关”时，它需要这批女孩强作笑容。那时，她们就要被“买断”，被“包养”。但是，当特区的政治需要“形象工程”，需要“贞节牌坊”时，它又需要这批女孩以泪洗脸。这时，她们就要被展览，被羞辱。请问，全世界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价廉物美，一专多能，且逆来顺受的女孩？请问，中国的投资环境能不在世界名立前茅吗？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突发奇想。我想告诉那女孩，你以手捂脸，在我心目中你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敢于放下手来，象海丝特那样，傲视群伦，那你在我心目中便是传奇般的英雄。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想法的幼稚和不现实。让我们看看中国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在《打工妹的故事》里，对那些女孩处境的描写：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须要贱民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然而，在茫茫人海孤立无援的挣扎中，她们一旦堕落风尘，就再难找回自己原来的位置。因为，她们“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 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篱笆的农家小院? 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 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意识到，她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她更多是为了那远在天边让她牵肠挂肚的父母兄妹，她更在乎的是那片她曾生活过并让她梦魂萦绕的故土故乡。她真正难以割舍，真正投鼠忌器的，是她那“原来的位置”。而这，或许是她如今唯一珍藏，唯一能留该自己的东西。谁说深圳警方愚蠢？谁说深圳警方低能？他们非常明白这层道理，所以他们要把这些女孩的原籍、住址、姓名，以及他们动用专业手段能够侦查到的一切蛛丝马迹，统统抖落出来。深圳警方，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和这些女孩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何故下手如此狠毒？不仅要赶尽杀绝，还要旁及无辜，株连九族？

基于现实的抗议

记得在上海时，曾问一位警界朋友，他们是否打击“卖淫”？答：“坚决打击”。问：“如何打击”？答：“四星级以上宾馆不打，以下坚决打”。问：“为何”？朋友惊讶于我的无知，耐心开导：“当然是为了投资”。我闻言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确实，来华投资的富商巨贾，不会下榻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在他们怀抱里“卖淫”，属于“投资环境”。我这才明白，“发展就是硬道理”，原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举一反三，广泛适用。这样的普遍真理，大概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因为，“社会主义”，本来没有妓女。而“市场经济”，据说“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所以，“市场准入”应一视同仁，不能设置等级壁垒。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黑白通吃：官分三公九卿，妓有高低贵贱。不仅“刑不上大夫”，且“刑”不上二奶秘书、涉外娼妓。

上海和深圳，同在一个政党领导下，一部宪法管辖内。警界准则，应无二致。所以，深圳游街的女孩，一定不幸沦落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对她们，无论怎样欺负，怎样侮辱，都不会影响深圳的“投资环境”和“改革开放”。是的，这群女孩中，不会有人为“改革开放”做出过突出贡献。她们中很少有人做过攻“官”小姐、外商“秘书”；她们中很少有人一“脱”成名，跻身流行“超女”、当红艳星；她们中更没有人冲出亚洲，闯荡好莱坞，进军奥斯卡。但是，她们是她们这行中“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虽不光彩照人，被“党的喉舌”所追捧，但她们或许有她们不为人知，且遭媒体封杀的故事：她们中，或许有父兄惨死于一次又一次的矿难；她们中，或许有弟妹葬身于那场“让领导先走”火灾。她们，和她们的亲人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用她们的双手、青春、身体，甚至她们的生命，默默无闻地、被人鄙视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承担着最低贱的劳作，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没有读过经济学，不知道深圳游街女孩们创造的价值，在中国GDP里所占的百分比。我只知道，她们中不会有人将资产转移海外，账户设至瑞士。所以，消费倾向，十分爱国。没有学过“三个代表”理论，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征途中，深圳游街女孩们的利益，该由哪位“代表”来代表。我只知道，在亚洲，在中国“和平崛起”前，日本曾非“和平崛起”。我只知道，在日本非“和平崛起”的大军中，有一批和深圳游街女孩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是日军的随军军妓，曾为日本的非“和平崛起”，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我只知道，日本那支横扫亚洲，在太平洋上不惜玉石俱焚的军队，虽然凶悍、残忍，甚至嗜杀，却从来没有侮辱过自己的军妓，自己的同胞。抛开政治分歧，暂忘历史恩怨，深圳警方，你们不妨两相对照，你们不妨扪心自问，在你们的队伍中，还有没有血性男儿？在你们的旗帜下，还有没有可以称为男人的男人？！

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中东恐怖分子执行斩首行动的照片。照片上，刽子手个个头戴面罩。他们为什么戴面罩？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意识到危险，因为他们自己也恐惧。和斩首行动中的恐怖分子相比，深圳警方表现得如此无畏。我再次凝视着那张深圳游街的照片。这次，我看到了女孩们身后的警察，个个身穿制服，头顶国徽，脸无惧色，心无愧意。这次，我不仅惊讶于深圳警方的野蛮和下流，更震撼于他们的麻木和无知。如果深圳警方有恐怖分子百分之一的智慧和见识，他们就会将他们亲手发放的口罩，戴在自己脸上。因为，由他们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这些照片，总有一天会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等着”

深圳游街时，据说有围观者拍手称快，当地媒体也曾交口称赞。但是，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很快开始发言，他们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自由的网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以压倒多数的声音谴责了深圳警方。这是一种较量，一种人性的较量；这是一场战役，一场思想的战役；这是一次搏斗，一次良知和愚昧，光明和黑暗的搏斗。这次交锋中的多数，代表了人心所向，也体现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深刻的进步。其中，最可贵的是上海律师姚建国，他公开上书全国人大，并引用威廉 · 皮特的名言：“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表达了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维护贫民尊严的信念。

姚建国的公开信，在我看来，可称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我控诉》。一个多世纪前，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冤案，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力排众议，振聋发聩，写下了轰动世界、名垂青史的《我控诉》（J’ accuse）。距“深圳游街”整整一百年前，即一九0六年，德雷福斯冤情大白，被法国最高法院宣布无罪。左拉的《我控诉》，利在当时，功在千秋，不仅洗刷了德雷福斯的冤情，而且净化了法兰西的思想，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象姚建国律师那样，对中国点点滴滴的不公喊出“我控诉”！对具体而微的黑暗表示“我抗议”！那么，纵然身无万贯之财，手无尺寸之兵，我们也能为中国减少一分不平，添加一线光明。左拉的《我控诉》，洋洋万言，最后以三个字终结全篇，那三个字就是“我等着”。今天，我们也等着：等着深圳警方公开道歉的一天。等着被蹂躏被侮辱的受害者，获得尊严和赔偿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