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12月开始，中国物价突然开始大幅上涨，之后，逐月攀升，有涨无落。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不足2%，到2007年1月，达2.2%；8月，达6.5% ；至11月，达6.9%，创下11年来的新高。
物价高涨不下，至少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 ”。眼下，正进入“高增长、高通胀”的新阶段，根据多数国家经验，再接下来，就有可能是“低增长、高通胀”，依次还可能出现：“无增长、有通胀”，“负增长、高通胀”，等等情形。
官方将目前的物价上涨，定义为“结构性上涨”，似乎要说，通过生产和消费的“ 结构性调整”，就能解决问题。官方学者则表示：物价上涨，起源于能源供应紧张 。目前还处于通货膨胀早期，还有较大的政策操作空间；若不及时作结构调整，“ 价格压力将从生产资料传递到生活资料”，有可能形成“全面通货膨胀”。
官方学者的这类说法，已经部分地与事实相悖。实际上，价格压力早就到达生活资料，并以生活资料为主。仅11月份：食品类价格就上涨达18.2%。其中，粮食价格上涨6.6%，蔬菜价格上涨28.6%，肉禽类价格上涨38.8%，猪肉价格上涨56% ......所有这些，都是事关民众生计的“生活资料”。“全面通货膨胀”已经成型。
面对物价暴涨，政府采取了有限措施。各地出台的措施，诸如，启动价调基金，对 最低收入提供价格补贴；提高养老金水平；取消粮食出口退税、以增加粮食供应等 。这类措施，额度有限，效果有限。
比如，一些地区将养老金提高10%，但当地物价上涨却超过30%；又比如，成都市城镇低保人员，获一次性价格补贴80元，农村城镇低保人员，获一次性价格补贴40元。这样的杯水车薪，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类物价的高涨如潮。而且，同期，各地农村物价上涨幅度都超过城市，但各地对农村的补贴，却都低于城市，除了说明这仍然是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外，别无道理可言。
鉴于中国社会的严重贫富分化，物价飞涨，对以官商为主的富人阶层，不会构成影响，但对升斗小民，却影响极大。每月多出20%的消费支出（目前最保守估计），就已经令普通大众叫苦连天，以至于要重新开始“节衣缩食”。
据说，物价飞涨，已经引起中南海的紧张，各种内部讲话和文件，都着重提到这一点。联想到今年9月，缅甸爆发大规模僧侣示威，军政府血腥镇压，引发国际谴责和制裁，起因，就是缅甸物价飞涨，尤其油价暴涨。有外电报道，中国政府担心 ，中国物价飞涨，“可能引发类似1989年六四事件那样的大规模民变”，为此，中南海已经暗中做了“最坏打算”。
实际上，在中国，如果富人们不是那般贪得无厌、予取予夺，或者，如果能把他们的财富分一些出来，物价的上涨，或许没有那么快；如果官员们不是那么腐败、整日里忙于中饱私囊，那么，更多财富可能流入寻常百姓家，或许不至于让他们在飙升的物价面前，一筹莫展；如果政府不是那么专制，而分权于民，社会的发展，势必更为公平与和谐，贫富分化得以抑制，物价的起伏，或许不至于埋藏重大社会危机。
缅甸出事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缅甸民众的贫困生计与军政府权贵们的奢侈生活形成的悬殊对照。为富不仁，为官不仁，为政不仁，不仅是当今缅甸社会的特征，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压制民主，单纯强调民生，民生迟早也会出问题。中国当权者应该记住一个简单道理：当你们要垄断全部权力的时候，你们也要承担全部社会责任与后果。中国社会演变，并没有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停止；演变的前景，仍是巨大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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