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薪来稿：“六四”是最大的《河殇》

万维网友和薪来稿：纪念“六四”19周年、《河殇》20周年

一、“六四”印证《河殇》，《河殇》预言“六四”

二十年前的六月，1988，6：《河殇》播出。十九年前的六月，1989，6：“六四”发生。“六四”与《河殇》之间正好相隔一年，这其中是否有着因果关系，或是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见仁见智，众口不一。但是十九年来，有关的话题却一直没有停止。“六四”，《河殇》，像是一道永恒的伤口，搁在中国人的良心上。

而我今天就要说说，十九年来未尽的思考：“六四”是最大的《河殇》。

历史上有关争论一直不休：到底是预言触发了历史的玄机，还是历史首先通过预言来表达自己？

但是“六四”与《河殇》，《河殇》与“六四”，却是明明白白的众所周知了：“六四”印证了《河殇》所言不虚，而《河殇》则预见了中国社会的陷阱，“六四”的爆发不过是这个“黄河文明即将死亡”的总危机一个部分罢了。

人们怀念“激情如火的1980年代”，那好像一个黄金时期，因为那时的“文化热”有如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席卷大地，冲毁了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的思想壁垒，从而把启蒙的种子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在那个激情如火的岁月里，学者们中间流行以文化传统来解读中国现实，并力图从中找出一条中国的自我拯救之路。黑格尔曾言，哲学的兴起，乃是起因于现实世界的没落。“文化热”在1980年代的出现，暗示着年轻的共和国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上步履维艰，迷思重重。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是幼稚的盲人摸象，失去了对于现实的准确判断，但也反映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僵化教条的超越。

1980年代的“文化热”在1988年的一部风靡全球华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19年后的今天，《河殇》这部片子在许多人心中，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今天，中国现实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在这个时候，发展本身固然重要，而发展的方向则尤为重要。习惯于读史并以史为鉴的中国人，这一次又拿起了历史。

到了2006年，同样充满思考的《大国崛起》问世了。不过，不同于《河殇》对中国文化史的解读，这一次，《大国崛起》选择了英、美、法、德、俄等大国的崛起之道作为考察对象。与《河殇》相比，这部同样非常优秀的片子引起的轰动也毫不逊色。民间舆论不一而足，尽管很难说得上客观与理性，但却至少总体上反映了这两部片子的重要性。

笔者试图在本文中比较《河殇》与《大国崛起》，并力图证明，20年来，我们的人民在不断地成熟、进步和更趋于理性；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与这20年来的反思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不断自我反思，不断自我超越，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之道。

二、从民间思考到官方主导：知识分子的位置问题

细细想来，《河殇》可以视为一种民间思考，苏晓康、谢选骏、王鲁湘、金观涛等人，并非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学者，而正是这些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主创了《河殇》。如今的学界，斯人不再。这些学者在整部《河殇》的创作中，以历史文化传统引发真思考；不管这里面有着多少西方文化尤其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烙印，都有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真切关怀在时刻激励和推动着他们。《河殇》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谢选骏（时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一脸凝重，反复思考、斟酌才说出一段话：

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文化反思，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历史依据和扎实的学术基础，但当谢选骏削瘦的脸庞、紧皱的眉头出现在电视上时，很难说得出电视面前的观众会有怎样的感受。还有金观涛等人看似学术化的“呼吁”：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终止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中国人的启发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来代替动荡。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来。”这样一部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作品，以两名中国人为了夺得黄河首漂权开始，喊出“中国人是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并在配音中不断重复使用悲凉的语调和悲愤的语气，使得十几年后，仍有人不断在网络上回忆起这部片子所能煽起的感动与愤恨。

而谁都不可否认，《大国崛起》有着明显的官方痕迹。为了实地拍摄，为了在纪录片中安插入为数众多的学者、官员采访，将近三年，《大国崛起》的录制才得以完成，其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没有官方的承认与大力支持，这是不可想象的。与《河殇》的分集创作、主创人员的思想不统一，甚至出现前后矛盾的“粗制滥造”不同，《大国崛起》目标明确，主题思想统一，制作非常精良，颇能代表央视的政府喉舌的实力。在《大国崛起》播出之后，其同名书籍随即上市并热卖，主流纸质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而在网上，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新浪更是专门辟出专题讨论“《大国崛起》热”，另外还在网上持续播出。细细观察这部片子，里面被采访的学者们，完全从专业化的角度来讨论历史事实，冷静得让18年前的那些学者们无法接受。可以说，这部片子中的学者、教授只是承担了知识传承的角色，而没有附加进多少情感因素。而对于观众而言，没有了道德上的感召力，也没有了最容易激起的内心情感波动，剩下的就是平静的学习和思考，实际上，这也是这部片子获得好评的最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知识分子最应该反思的，而这一点，也恰是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所最为看重的。对意识形态的把握，甚于一切敌友划分（施米特语）的其他表现形式。回想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问题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大规模的知识运动，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即所谓“轴心时代”。相对于古希腊哲人的远离政治，先秦的知识分子们却多少与政治直接相关。比如孔子，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论语》与《左传》将他解读为一个雄心勃勃而终遭离弃的失败政治家。《论语》里面所体现出的担当精神，实际上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前赴后继走向官场，而科层制也恰好为这种救世情怀提供了场所，两相合拍，儒法一体，中国的政治文化自成一独特景观。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在这种表面上的经世济民思想背后，也潜藏着儒家的革命伦理思想。儒家向以遵循天道人伦为基础，一旦统治者达不到这种标准，那么传统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社会动乱的思想先导——寻求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儒家革命精神的基点。法家的祖师爷商鞅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因此在《商君书》中明显提出了对儒生“玄谈浮论”的不屑、警惕与愤恨，尽管本质上，他在当时依然是与儒生同等的社会地位：为求得一官半职、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奔走。他的悲惨结局，也正是他的知识分子角色所注定的。孔子杀少正卯，或许出于对“巧言令色”者们不利于礼法秩序的重建的考虑；而商鞅下令逐杀儒生，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实用论”，也就是为了意识形态的树立；到最后商鞅的被杀，则多少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对知识分子权威代替统治者自身权威的深深恐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知识分子在与政治的纠缠中，既构成了统治政权的正当化符号，也成为统治者面前的“定时炸弹”。自商鞅变法以来，跪谏、上书与坑杀、文字狱，让整个中国历史看起来不断循环往复，毫无新意可言。

很显然，在《河殇》的创作中，谢选骏、金观涛们也还是没能逃脱出这种知识分子的救世情怀的笼罩。这部太过贴近于政治现实的政论片，马上起到了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们所意想不到的效果。而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也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境遇有关。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是：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何谓也？堂堂知识分子，在古代那叫“士大夫”，如今却不如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这让人如何忍受？实际上在《河殇》中，主创人员多次自然地流露出这种不满。反观《大国崛起》，接受采访的学者、教授完全是职业化的、专业化的，里面看不到任何的思考，所有的镜头不过是在平静地介绍历史知识。或许只有身处于有闲阶级，真正对知识的追求才能实现。在1980年代的学者以及今天的某些学者看来，就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理性与冷静，而身处于中国厚重的传统的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位置给予充分的反思——尽管在《河殇》中间，他们近乎崇拜地按照黑格尔历史哲学来反思中国文化（有些解说词完全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历史地地理基础”一章的原话，这一点下文我们将再次述及）。如今在学界，仍然有着许多的社会活动家，在怀着一颗炽热的心的同时，也沉醉于知识精英的“卡里斯玛型统治”，不能自拔。韦伯曾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极力反对在讲台上涉及政治，正是出于此种考虑。

除了救世情怀与利益考虑之外，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这场文化救国的风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欲望也必须加以重视，这也是解读中国历史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千百年来的科层制，锻炼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给了他们相当多的荣耀和财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这一切，是因为他们手握着皇帝所赐的乌纱与权杖。假如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不能像刘晓波那样，深刻反思自身知识光环掩盖下的低层次欲望和控制能力，民主的实现仍然只会是一个梦想。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如今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相当成熟，能够理性地对待自己的社会角色。知识分子在社会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学院产业化的红火，可能是出于政府的“恩威并施”，并因而与历史传统毫无二致；也或许，这种表面上的学术繁荣恰恰掩盖了民主的基本表现——言论自由。这些评断，是短短20年所不能给出的，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来理解。然而笔者认为，从公众演讲台退回到三尺教台，是一种防守，更是对自身角色的本真回归。对于现代基本理念的教育，绝不在于登高一呼、众者云集，而恰在于潜移默化，代代相传。

三、从黄色文化到蓝色文化：防御与开放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如果说近代自然权利精神的本土生长，还只能算是对传统文化的“改良”；那么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意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从外部的视角来反观中国：一个古老文明孕育下的泱泱大国，何至于斯？而从西方的文化制度来反思中国，最为有力也最为直接的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专门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他把中国文化摆在最前面也是最低层次进行思考。且不论《历史哲学》目的在于树立欧洲中心论、日耳曼民族神意论还是在于其他，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和分析，绝对是入木三分的。

在《历史哲学》的“绪论”部分，黑格尔专门讲解了“历史的地理基础”。黑格尔认为，地理上的差别往往导致民族精神产生、发展的不同，因而可以将地理上的差别看作思想本质上的差别。而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这些特殊的地理差别可以分为：干燥（无水、少水）的高地、草原、平原；巨川、大江流经的平原流域；以及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在第一类地理环境之下，缺少水的元素，便如泥土一样坚固，闭关自守，偶尔会有冲动，但是旋即回复。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例证就是蒙古人的生活方式。而在第二类环境之下，由于被长江大河灌溉，土地就较为肥沃，农业有了较为稳固的基础，具有超稳定结构的国家便易于形成。但是，由于对肥沃、宽广土地的过于迷恋，没有危机意识，则容易养成懈怠、守成的性格。在海岸流域，因为没有广阔的牧场，也没有肥沃的良田，只有从大海中寻求出路。海战最初是海岸线国家之间的互相掠夺，到了大航海时代，这个最初被视为分割元素的水，转变为最重要的连接元素。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的崛起，无不与航海新发现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对于黑格尔而言，土元素似乎代表着稳固的逻各斯，而水元素则似乎代表着灵动的努斯，对水元素的发现与利用，表明了人类自身的长足进步。以此理论分析，中国显然是属于第二类地理环境：依赖性强，束缚在土地上，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结构超稳定。

《河殇》和《大国崛起》采取的立场都是黑格尔式的，对蔚蓝色文明的呼唤充斥着这两部片子。但是，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河殇》着重考察黄河文明所决定的国民性与社会结构，并时时把这种沉痛反思贯穿到对当前的政治现实的评论中，立场仍然是防御的；而《大国崛起》则偏重于对西方大国崛起之路的细致考察，立场显得极为开放。

出于对政治现实的真切关怀，《河殇》的语调显得格外沉重，借古讽今、以史论政的知识分子传统在这部片子中再次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如对龙的分析，“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份；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著。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奉上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著实地放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电视画面：舞龙)。这真是一种绝

妙的中国式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又如对黄土地的分析：“研究古文化的学者们提出过一种说法，黄帝的帝字，可能是土地的地字，黄帝就是黄色的土地，也就是中国人常爱谈的那个‘皇天後土’的后土，意思是地母。由此看来，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宗，乃是黄土地的化身。是的，你看那黄土高原上的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身上沾濡的也是黄土。吃的是黄米，黄豆，住的是黄土山下挖的窑洞，喝的是黄泥汤的水。古时候的人，位至九五之尊，当了皇帝，就要穿黄袍，走黄道，住的是黄色玻璃瓦大殿。死了以后呢？统统都赴黄泉。”等等。到了高潮部分，纪录片的作者们就开始呼吁了：“黑格尔曾经说过：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

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度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许会责怪我们的祖先：你们为什么那么眷恋大陆，始终没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海呢？”

《河殇》的这种分析方式，完全套用黑格尔的术语，并因为作者的不同甚至表现出相互冲突的一面。比如有的作者表达了深深的悲哀，认为黄河文明在入海口处就已被阻塞，像得了血栓的重症病人，已经无药可救；也有的作者则心有不甘，强力呼吁，蔚蓝色的工商业文明已经向我们走来，如果再抓不住这种机遇，就会像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老文明一样灭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此部片子里面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至于年轻的作者们无法消除这种看似无法辩解的对中国文明的判断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实际上，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心头无不压着黑格尔的这种判断。耻辱感可以使人奋进，也可以使人颓废，更可以使人走向一种人格上的分裂。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试图从儒家传统文化生发出新道来，这是一种选择，但如今看起来却难以令人信服；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这又是一种选择，但事实证明，激烈的文化变革和激进的政治变革同样行不通。显然，《河殇》的作者们即使没有完全采取这种全面西化的立场，也不免令人横加指责。《河殇》一方面否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呼吁蓝色文明的到来，但是，对于何为蓝色文明及其具体道路，完全没有思考。所有的不满、愤恨，很容易变成一种无聊的、孩子气的、撒娇的姿态。

因此在笔者看来，《河殇》的创作，仍然是防御心理在起着巨大作用。所谓防御心理，无非是对外敌的恐惧和不满。《河殇》中对长城的分析，极为精确地指出了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面对匈奴的一次次入侵，很少有皇帝会选择主动出击的方式，将敌人彻底打垮；而对中原肥沃土地的留恋，

则促使他们固守本土，把一面长长的墙筑起来，既把敌人栏在外面，也阻碍了自己往外发展进取的脚步。甚至在明朝，当倭寇海上而来登陆抢劫时，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筑起长城。到了清末，外敌入侵，如梦初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变法图强，但秉持的仍然是这种防御心理——“师夷长技以制夷”，显然是城墙挡不住坚船利炮之后的无奈之举。《河殇》的创作，虽然有着对蓝色文明的呼吁，但是更重要的则是对黄色文明本身的批判，而这些批判，只是一种沸腾的民意，其指向还是内部的问题。

《大国崛起》则显示出了一种真正的大国心态。这种心态，我们很难猜测是一种故意做出来的舆论宣传，当然也不能简单判断为中国政治家在思想上的成熟。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各方大国的细致考察，则显示出了一种了解别人和超越别人的冲动，这种冲动，无疑让民间的舆论为之振奋不已。海洋文明所代表的理念，正是这种向外探求和超越的冲动。且看黑格尔的论断，“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垠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种机警，不是宫廷斗争的尔虞我诈，而是尊重规则的进取之心、对自我利益的全力维护以及必要的妥协。

《河殇》那里的内部针对性，在这里已经当然无存；而对他国的细致考察，则凸现出一种难得的成熟与理性。有许多观众评论《大国崛起》掩盖了伴随海洋文明的血腥、残酷，这种批评是正当的，无疑，在西方大国的崛起道路上，旧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一被打破，每前进一步，脚印里必然是淋漓的鲜血。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从来不会有、以后也将不会有所谓“和平崛起”，敌友划分仍然是政治的本质，国家间的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主奴关系只有在理念的世界里才能消除。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采取如下立场：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壮大自己，以自己的力量震慑已在与潜在的敌人。实际上，已经有日本的媒体在评论《大国崛起》时惊呼：军国主义，绝对的军国主义！

而笔者更愿意将之解释为一种真正开放的姿态：你们进得来，我们也能走得出去。

四、蓝色文明对国家内部的要求：可能被忽略的问题

蓝色—海洋文明是一种裹挟一切的力量，其表现就是资本控制不住的冲动。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资本发展，乃是现代国家兴起的必经之道。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冲突争斗，伴随的不应当是黄色文明的彻底败落，而是在吸取海洋文明优质因子下的“重生”。那么在这样一种理论前提下，就必须考虑蓝色文明的冲击究竟会对一个古老民族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换言之，如果不可避免地走向海洋，去迎接资本的力量并培育资本向外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必须作出怎么的对策？如果我们不能思考这一点，《河殇》与《大国崛起》在自己的创作目的影响下，所自主或不自主地掩盖的问题就可能无法揭示出来。

在《河殇》中，擅长讽喻的知识分子们看准了一点，要想持续不断地推动改革的进行，必须时刻把握这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国富民强，因此，旧有政治体制下遗留的诸多问题必须解决。创作成员苏晓康后来说，引发《河殇》创作的基本因素有二：一是当时大陆的社会情绪；二是知识界的文化讨论。因此，所谓的“文化热”，不过是掩盖这些知识分子真正所想的面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无不指向现有的政治体制弊端。蓝色文明以资本为代言人，冲击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牧歌田园情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种力量面前显得弱不禁风。资本要获得通行无阻的力量，其后面必然有着强大的政府支持，因而资本的力量参与政治就是蓝色文明的必然要求。金观涛说的不错，中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形成了以文官科层制为基础的超稳定结构。儒法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勾结，使得王朝历代更迭，社会政治结构却从未松动。重农抑商，扶植文官，是历代帝王巩固自己政权的屡试不爽的手段。《河殇》的创作者们深谙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于是就大声疾呼。殊不知，《河殇》的创作却忽略和掩盖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改革固然可以自上而下，但是没有思想上的清醒认识和一个成熟的执政党，这一切还都是空中楼阁。从领导层方面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遇，党内思想在执政理念上高度统一，那么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必然会遭到反对，甚至会使得这种党内冲突异常激烈地显现出来。同时，权力的明争暗斗，早就渗透到了国人的潜意识中，这个时候，仅靠学者的登高一呼，便不免鱼龙混杂，使整个改革场面陷入十分尴尬和悲惨的境地。

如果说《河殇》忽略了蓝色文明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性，而不是注意妥协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大国崛起》则在客观上有可能造成普通民众的盲目乐观心态，因而忽略了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困难性。我之所以说《大过崛起》客观上造成——不能简单论断为有意导向——民众的盲目乐观心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其一，《大国崛起》的收看者与评论者，没有包括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而后两者所代表的区域，几乎是当前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地方。然而，当前的这些评论者，几乎都是借着知识的光环而与最下层的民众脱离，即使有些看似真切关怀的调查研究，也因为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而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其二，在当前的网络时代，民族主义的热情得到了肆无忌惮的表达，很多网上评论以为中国已经是大国，足以抗衡美日，而《大国崛起》就是一份针对西方大国的宣战书，就足以证明虚幻的民族主义受到了多么大的鼓舞。其三，内部的问题重重，而经济一旦不能良性循环，往外谋求“不正当的”出路就是一个执政党最无奈的选择。西方的历史表明，一个共同体内部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往往会走军国主义的道路，而走这条道路的最直接办法，就是培育民族主义思潮。近十几年的改革，为政府和执政党的合法性创造了非常大的基础，但是这种发展，却没有触及政治层面，一旦快速的经济发展无法持续，资本的力量不能在政府中得到体现，这种表面繁荣必然幻灭。

由此，《大国崛起》的出现，虽然显示了政治决策层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思考，也显示了向西方学习的魄力，但是在客观上，很多重要的问题被掩盖了。甚至是这种大国心态本身，转移了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处于改革开放最关键时刻的执政党而言，狠抓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这对保持自己的执政合法性非常重要。这种改革的民主化趋向，很难说能够迎合最广大人民的权利意识，但却是在保证稳定前提下逐步迈向崛起之道的必然一环。要坚持先富带动后富，就必须贯彻真正的商业意识，先迎合资本的天然政治要求：对于资本而言，把握不了政治的方向，便难以在中国扎根。

五、结语

对比《河殇》和《大国崛起》是一个很难的工作，其一，我们没有亲身经历1980年代的激情如火；其二，我们也没能对当前的现实作一个充分的考察；最后，甚至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还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坚实的立场。基于以上原因，上面的表述不仅显得语言混乱，逻辑上也很难做到清晰，当然，这是作者本人所难以把握的。然而，或许这些拉杂的分析、评论作为一种直接的心理感触，就获得了他自身的力量和基石。

最后奉上《河殇》最后的呼唤（这种呼唤本身又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的命运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清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2008年6月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