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非理性繁荣的世界经济重建和中国大方略

万维网友谭伟东来稿：美国第一夫人、第一家庭在白宫种植蔬菜，立即遭到农业等一些部门、市场和专业组织的“抗议”。美国股市在人类经济史上的超级救援强心剂刺激下，出现创纪录的月度和季度反弹。现如今几乎可以断言，资本市场已经走出低谷，在企稳爬升和复苏新轮泡沫间摇摆不定。亚洲

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等等发生时，遭受重创的都是那些危机国家与地区本身。而美国引爆、催生的全球金融风暴，却是使得其它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遭受严冬袭击。而随着严冬过后，世界经济是否面临酷暑，尚不得而知。

世人不但关注美国经济何时见底、转暖。全球更在密切注意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重建及其未来走向与转型。中国经济在世界财富格局中的价值比重，还不足以使得中国经济奇迹成为全球经济的牵引机与制动器，从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尚未能成为世界经济未来选项的制高点。世界只是不得不关注中国因素而非中国战略的价值所在。中国经济与金融的最终崛起，中国模式形成全球效应，还任重道远，没有再一个奋斗崛起、辉煌腾飞的三十年，恐怕不行。全球金融海啸同时为这第三个三十年提供了绝好的挑战和重大机遇。

一、高储蓄的永恒经济理性

对应于西方经济真实和强劲崛起之时，西方经济学大智慧在一定意义上抓住了具有普世性的真理性的东西。在资本形成和资本价值中，西方经济学真实地界定出了高额社会储蓄的巨大生产力功能和社会化经济功效。而当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呈现出来的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出的由于分配所必然产生的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之深层困境，被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解释与治理药方所掩饰。随着滞胀所宣判的赤字财政的“寿终正寝”，新自由主义下的制度、产权、交易等学派，全面出击。其通过非中央化、解除规制和大规模私有化，带来了彻底的信用革命和金融大爆炸。结果，西方经济学在所谓的社会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供给学派理论等等的新范式与花样之下，日益脱离了西方经济学早期的智慧基石，变成了为现代、国家庞齐游戏的模型解说和理论传教。

于是，继凯恩斯革命后，发生了前后相连的弗里德曼神话、科思神话和诺思神话。这些神话又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同美联储掌门人格林思潘的“辉煌业绩”连在一起，成就了所谓“格林思潘”神话：在房地产成为提款机、低利率下的资产投机大狂潮之下，“借来的钱就是挣来的钱”，成了美国人的新信条，变成了美国梦的新支撑、新手段。美国由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由工业国变成了外包国，由产业强国变成了赤字大国。

金融海啸后，美国CNBN专题片大叫《贪婪的美国人》。其中的主角之一就是麦道夫。而众多的受害者却成了不被明说的没有脑子的上当、受骗者，是一定意义下的“贪婪”的牺牲品，而非金融秩序、文化和欺诈的受害者。其实美国人决不比任何其他国人更贪婪。与其说美国人爱财追富，不如说他们把个人财富空间、产权基础当成了自由梦想的基本支撑。

不论是受到华尔街欺骗后的愤怒，还是被养老、保险、共同基金或股市深度烫伤后的反思与反应，美国人立即行动起来了。面对巨大财富缩水，就业与市场前景不确定，随时随地的裁员风波和家庭支出压力，美国人觉醒后的第一反应就是量入为出，尽量储蓄。其家庭储蓄从长达十几年的百分之一甚至负数，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已跃变成了百分之六。这几乎可以说是个奇迹。

资本形成，不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永远是国民经济的强大动力。而真实资本形成的背后，永远是庞大而坚实的国民储蓄，而非什么资本运作、杠杆撬动、信用爆炸、金融工程之下的“奇技淫巧”。高能金融，其中的高能货币、高能资本、高能财政、高能外汇等等，的确都具有放大的乘数效应，但从宏观经济与世界经济总和而言，它们永远必须同实体经济形成一定的匹配，并奠基在真实资本、储蓄之上。中国模式和东亚奇迹具有永恒的优势，而不是像格鲁哥曼所批评甚至贬低的那样。

二、内贸、外贸双轮驱动，产业、外包合理匹配自由贸易在全球化的神话下走过了头。世界陷入了高速国际贸易陷阱，国民经济陷入了高速增长轨道。即使有朝一日，新能源出现便宜如水的情形，全球性的物流大周转，也不可能真正符合交易成本节约和规模经济理性。更何况，环境、资源和能源成本等都是不可承受的。

中国内需增富、增长，美国的内贸与产业空洞化逆转，日本、德国的过于外向型经济等，都是当今世界决定未来经济走势的大局。除了香港、新加坡、台湾等这样一些狭小的区域性和国家自由港与经济而外，相当规模的国民经济体系，都不能使经济外向性超过一定的比例。这不但是国别经济的世界市场风险问题，如日本在金融风暴下的所遭到的重创，而且是世界经济、国际分工、全球贸易的合理性和世界效率与可持续性问题。

内需与内供借助于内贸，不但可能化解和防范国际经济风险，而且在就业、环保、资源效率和经济与产品多样性方面，都有极大的好处。内贸、内产为主，是任何一个经济大国所必须恪守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即令是完全嵌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具有极高对外依存度的国家或小国经济，由于能源、环境、生态，甚至仅仅就是为了足够的经济多样性，也应当加大自主和内贸比重。

涉及到国家竞争优势，产业能力与结构的优化与完整，应当永远作为李斯特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除非有朝一日，全球形成大同世界，国家彻底消亡，国家完全变成历史遗迹。
三、世界风险与国内宏观风险必须等量齐观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下的全球经济，世界风险已经不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外生、外在环境而已，而是构成了宏观国民经济运行与走势，国民财富与国民储备资产的保值与增效，整个社会财富与福利的升降与涨落的直接的大尺度的比照乃至决定性的价值实现和流转平台。由于中国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和超高水平的国际储备资产积累，使得这一国际风险更加显著。

尽管美国引领的非理性繁荣式的金融经济增长模式业已基本走到尽头，甚至相当的技术层面意义上，这些模式中的核心国家早已陷入了国家破产的境地。然而，现行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范式，却既无力强制执行清算、拍卖与清偿，更无力改变现行美元与美国金融及其经济霸权。因此，后非理性繁荣时期的社会经济格局与范式，至少在未来五到十年的过渡时期，甚至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新转型时期，都不大可能完全、重新恢复到实体经济主导，实业价值操纵定价权的格局之上。

因此，世界风险将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会同宏观风险发生深刻的互动与交叉。当今的社会早已完全步入到了彻底的风险社会。由于自由化金融、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浮动、金融衍生化、资产证券化、产业空洞化、经济虚拟化的经过，造成了财富、资产、资源、物品、服务的随时随地的市场流转可能。这在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效率性甚至信用和金融公平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风险徒增和风险防范的压力。

练好内功，管好自家的宏观经济当然重要。但只要稍不留神，世界风险的转移与冲击，随时随地就可能造成中国财富的重大损失。央企对外投资业已造成了千亿美元的损失。中国财富与经济风险、安全，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重要缘由之一。

如果说李斯特时代，反对简单的自由贸易，主张国民生产能力建设是国家经济安全与战略的关键，那么，在当今的世界，自主金融与战略贸易及其产业政策，则是关键。宏观与国际风险同时防范，绝对要等量齐观。

四、效益比速度更重要 福利比增长更实在非理性繁荣的确并非仅仅带来账面上的获利。在过去格林思潘神话时代，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段里，美国人，主要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美国群体，甚至相当部分的社会下层人士，他们的汽车变新了，房子变大了，拥有的资产也越来越多。然而，与此同时，比资产积累的更快的是债务，是爆炸性的信用增长，是三重赤字（财政、贸易和家庭预算）。

的确，世上没有任何一种高明的经济学能保证百分之百地剔除经济泡沫。即令在斯大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追求产值的单纯竞赛，也会造成虚假和浪费性的泡沫。然而，美国式的非理性繁荣却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釜底抽薪的增长，是一种缺乏支撑的过度泡沫。这样，在此基础上的速度，就是更为可怕的增长陷阱。

效益是应当包括生态价值、绿色GDP在内的全面的经济评估。速度增长仅仅是一种经济效率指标，并不具有综合幸福指数和全面划算价值。后理性繁荣的世界经济重建无疑要回归到综合平衡、全面核算、长期发展的可持续经济轨道之上。

就业关乎民生，增长带来就业，发展依赖投资。然而，无论是财富生成与创造，还是机会提供与分享，都最终要归结到幸福水平，归结到福利水平上来。

单纯的GDP增速，纯粹的经济速度增长该真正让位于全面幸福福祉评估和综合社会福利水平考察了。广义的购买力评价体系、社会福利综合指数、综合财富享用和拥有世界排序应当成为后非理性繁荣的主要衡量尺度和指标体系。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可能从中占优，一些方面具一定的优越的地位（当然，另外一些方面，欧洲与美国仍然具有传统优势），并可能由此形成突破口，一举改变国际金融与经济秩序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