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困境60年来少有 第二轮大投资箭在弦上

　　万维网友巩胜利来稿：摘要： 2012年5月23日，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表上半年报告称，调降中国今年增长预测至8.2%。这意味着全球第一速度的中国经济正在放慢速度，正在降温的中国经济今年将拖累整个东亚地区的增长，但北京方面仍有足够财政资源帮助策划、实施一场经济“软着陆”，并且应当考虑国家整体减税和提国民高福利支出。世行在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中表示，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将增长8.2%（低于此前预测的8.4%），然后在2013年回升至8.6%。这份报告称，中国增长放缓，可被视为一个可喜的迹象，说明经济增速从不可持续的水平有所下降，但指出目前的担忧是放缓可能过于剧烈、中国经济正面临60多年来少有的困境。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不是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8%左右）经济若要继续前行，就必需兼容美国（全球第一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2%）、欧盟（全球第二大财富集团，约占全球GDP的30%），与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经济已是全球继美国、欧盟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了。世界银行报告着重指出“反周期回应政策的负担应当落在财政政策上”报告表示。中国未来经济“旨在支持消费的财政措施，如针对性的减税、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社会支出，应当被列为重点。”世行发表这份报告之际，各方预期，在全球经济面对欧债危机和美国复苏乏力的敏感时刻，做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方面将采取更具刺激效果的政策。5月1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华中工业城市武汉及周围省市后、并部署表示，政府现在应当“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到5月31日，中国举世第二论大投资序幕已经拉开，只是与2008年10月中国中央政府以开天辟地4万亿大投资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这一次大投资是以中央企业为主力，将比第一大投资更加难以预料和掌控。第（1）单是4月27日，陕西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签约37家央企总投资超过7000亿元（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央企7000亿元入陕》一文）；第（2）单是5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宣布央企在渝签约3506亿大利单（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张德江低调治渝渐入角色》一文）；第（3）单是5月31日， 中央政府第三次援疆工作会议结束，中国东部19个省市决定援疆投资3000亿（见5月30日20.05分中央电视一套《春天绽放》数据统计），而在此之前4月19日，中国央企援疆项目计划开工178个，总投资7243.15亿元（见4月20日新疆“亚心网”《今年央企拟开工178项援疆产业 总投资逾7000亿》一文）。2012年，由中国央企与19省市援疆两项，已超过1万亿之巨。

　　新疆、重庆、陕西等这三省市区大投资之和已经超过2万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2008年中央政府4万亿大投资之一半。另外，中国还有28个省市自治区没有公布类似2012年的救市投资计划。5月3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第三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称：“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也在加大”。并表示，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方针。

　　Ⅰ）、中国经济高增长？

　　不过，世行不建议过于依赖银行放贷和基础设施投资来提振增长。中国官方报纸称，中国政府正采取行动，加快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而温家宝也表示将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项目的信贷投放。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最后只有半年时间的胡温党政，依然想以“重大基础项目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增加，相信中国三年来一直实施的这种靠投放货币、重大项目的经济策略已经没有可用武之地。其实，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除了当年出笼4万亿大投资之后，近4年来一直在进行“在建项目”的国有大投资。到2012年6月，中国式大投资，其实质已经没有多大拉动经济的现实意义，在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真正需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稳定、发力、可持续的根源所在，否则靠“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拉动，将使中国经济衰退在所难免，任何国家面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都不会是无穷无尽，谁也无法阻挡、挽救这种“大投资”之后的周期性衰退。

　　5月22日，接受媒体采访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表示，2012年第二季中国经济增长(GDP)可能低于8%，若未能出台更多刺激措施，包括下调存贷款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不到7%，低于温家宝总理3月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的7.5%，但这依然是全球最高增速的国家经济体，与其一直悖论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普遍与“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质量大相径庭、相差很远。

　　胡锦涛、温家宝任期将至，已经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再杰出的“收官”之作了。

　　但在一定时期、一种周期性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大投资”之下，将可能败坏这个国家整体的人们生存、生活、延续的投资环境。2010年以来的这轮中国特色“大投资”，导致中国整体的“通货膨胀”达到60年来之最、公民购房达到近30年来置顶。2012年以来及下半年，中国经济还面临居民用电、自来水等“梯级”暴增的现实，但中国市场的电、水、气、油等等居民必需品依然远未到达中国式“市场经济改革”的位置，特别是这些国家垄断性企业的“竞争”根源匮乏，将使中国式“市场经济”走入一个“高成本”恶性循环的怪圈。

　　Ⅱ）、中国利率本源之治？

　　中国央行银行的货币降息减率，不是“市场经济地位国”的正常行为。以美欧国家为例，在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的近4年中（2008年9月15日——2012年9月15日为整4年），美元降率只不过只有二、三次，到现在也一直维持在0.25%基准利率；欧元也只有四、五次，现在维持在基准利率为1%。而中国的货币利率等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近4年来总共有40多次的升降，这都引起了中国经济上下的“大波动”、通货膨胀举高不下形成一定时期内的紊乱。一个国家的货币利率，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不是根源的，只能是一种辅助行为。而这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系列收费等制度才是国家“高成本”运行的本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近20年来，还没有实施过一次如当年布什政府实施的国家整体降税策略，中国税赋、收费等成为全球大国中最高的国家。

　　中国金融货币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中最突出、最严重的。众所周知：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中国最高CPI从2010年8月份的同比6.2%回落至6.1%微降，年度总体CPI通胀率仍高于6%，中国通货膨胀创62年之最。根据中国央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自1-10月底，中国新增贷款接近7万亿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规模更是高达近70万亿元（见2010年12月5日《南方都市报》A14版转自“新华述评”）历史之最，有尖端评论开天辟地的对第一次论道：“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供应国”，而美国国家每一年生产产出高达14万亿多美元总产值，中国却只产出了5万亿多美元的总产值，一年的中国货币发行量多达美国的1.6倍，货币供应与产出是天与地之巨大差别，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之差，也许这就是中国“货币泛滥”—→“通货膨胀”的根源，是中国“通货膨胀”根源的重要成因，也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的国家金融决策层策略不准确、甚至失误、更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人治”货币策略的重大悖论……

　　如今2012年的中国银行业经营的人民币，利润、成本之高举世罕见。中国国家货币市场被“四大家族”——国有工农中建银行垄断超过80%以上的中国市场。据2012年02月6日《广州日报》引述《法制日报》题目为《内地银行日赚6亿暴利超石油烟草 手续费7年增10倍》（同上）报道，中国银行业有三大灾难性收费为：⑴、大利差盘剥。中国的16家个公开上市银行披露，2011年前三个季度的净利差坐等收入超过1.2万亿元,占营业总收入80%。也就是说，不用干任何事，在中国银行业经营中就完成了其经营业务80%以上的总量，且这是全球其它银行中没有的“天上掉馅饼”的“嗟来之食”。⑵、手续费繁多。2003年银行收费项目仅300多种，而现在，据中国国家有关方面制定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所列举出的收费项目多达3000种，7年时间增加了10倍。⑶、银行暴利。“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确实非常靓丽。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仅靠以上三招中国国家的“游戏规则”规定收费“盈利”，中国银行业的运行成本成全球之最。中国货币成中国公民的众矢之的。

　　Ⅲ）、中国成本高企怎么办？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以该年鉴数据为基数，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见2011年6月29日 9 版《 中国青年报 》《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为啥？》一文，作者 林衍），这几乎是全球大国中最高成本的经济、商业贸易运行。

　　世行报告表示“在设计回应政策时，应当顾及较长期的效果和目标”。“相对于以往，财政刺激最好能够降低信贷推动的程度、地方政府出资的程度、以及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程度。”这是中国经济囿过去的“高成本”转换大市场向降低成本运行的一种大趋势。

　　在货币政策方面，报告还建议中国首先考虑进一步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支持增长，从而将降息作为后备手段，仅在形势恶化超过预期的情景下动用。中国货币的利率，还无法与美元、欧元等利率国家管理可比性而一较高下，需要深层“自由浮动”利率的建树。基于此，中国利率、货币国际化之路还遥不可及。

　　此次世行半年报告称，北京方面的行政政策迄今在冷却房地产业方面是有帮助的，但唿吁“分阶段废止（这些政策非“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改用基于市场经济的措施”，提高资金成本，并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别的投资机会。就较长期而言，中国需要使经济增长更稳健、更可持续，具体手段包括：鼓励企业间加大竞争、发展人力资源，以及从低成本转向更高价值的生产；“竞争环境”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所在，应降低国有大型企业在大市场上的垄断，以提升竞争环境为政策要义。

　　“投资率已经处于极高水平，无法在不造成负面社会及环境后果的情况下进一步大幅提高”这是世行报告的一种警示。报告称，中国经济减速，预期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东亚发展中国家今年经济增长降至7.6%，低于2011年的8.2%。世行对中国增长预测的下调，与经合组织(OECD)的最新预测吻合，后者是在周二（5月22日）发布预测的。

　　2012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中国不会再推大规模刺激计划》报道称，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三年前大规模刺激计划的老路。新华社在这篇分析性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不会再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为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已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批准部分大型项目、进行税制改革和提供专项的家电购买补贴。新华社表示，中国政府“稳增长”政策措施的规模、力度和方向均明显不同于2008年底和2009年初急速推出的以基建和投资项目为主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推出了最初被称为人民币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以支撑经济发展。而该计划下的实际支出可能远远超过4万亿元。新华社表示，政府不会重复三年前“保增长”刺激计划的老路，尤其是要避免出现效率低下的投资和资产泡沫，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重新抬头趋势。

　　而2012年，中国主要途径是保持合理的全社会投资规模，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中国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加快了投资项目审批速度，包括广东、广西的大钢铁项目。有国际经济学家由此担心，特别是央企的这轮过度大投资可能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重，可能比中央政府的4万亿大投资更加勐烈、更难以操控。特别是，囿中国国家发改委（小国务院）此举对银行放贷总量也更加有影响更令人担忧。（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