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山：习近平答五题，三对二待考

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网友周看山来稿：自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来，历数其所作所为，可分为五个方面：集权、反腐与整党、舆论与意识形态、经济与改革、外交。其中集权、反腐与整党、舆论与意识形态三项已大见成效，经济与改革、外交两项效果有待观察。

集权一项，虽然从观念出发表示反对的人很多，但就连那些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不集权不足以成大事。无论干什么，首先都需集权，包括改变集权制度，也得先集权。能否集权成功，集权的效果如何，则颇见政治家个人的功力与根基。习近平集权之效，已跨越胡、江、邓，直逼毛，为其各项战略的部署和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反腐与整党方面，效果有目共睹，可说是自史以来所罕有。对这个方面，反对的人很少。纵然也有人怀疑其动机，但效果已不容置疑。对政治家而言，动机其实不重要，无非是反腐、集权两种效果兼顾而已。

舆论与意识形态方面，反对的人不少。就连笔者原来也认为，管控虽有必要，但波及政治制度、政权合法性以外的领域，可能对社会造成过多强制，导致心理逆反，从而可能出现苏联解体时“更无一人是男儿”的局面（见拙文《习近平执政三年检讨》）。但近读苏联解体时的一些资料，始发现避免苏联崩溃的关键，不在克服“更无一人是男儿”的窘境，而在防止局势走到崩溃之边沿。如果局势已到崩溃边沿，再多“男儿”也无济于事。

要让局势不至沦落到崩溃之边沿，改善治国理政当然是根本。但从危机应对而言，关键则在对舆论的管控，而非包忍。人心难足、难测，包容再多，以前积累的不满不会消失，想要获得更多的愿望不会终止。所以，当面临崩溃时，人心还是会求变。也因此，历史总是呈现出吊诡一面：大革命往往是在执政者有所退让、放松管控之时发生。

加强管控必然导致包容减少，所以，就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而言，左右翼所言均有道理（见拙文《习近平执政三年检讨》）；但从应对危机的方略而言，则唯左翼所言具可操作性。由是观之，习现在的做法很正确。

苏联解体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只要有了戈尔巴乔夫，党内外“改革人士”一定会大量涌现，并且形成势力，左右舆论导向。而戈氏之所以急于求大变，与当时中国的变化（改革、亲美）分不开。

中国当时选边站，是避免两面夹攻的必然。选美，就毛而言一是意识形态较易调整，二是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考量。在邓则更是因为文革之后，邓认识到美国较之于苏联，可对中国发展产生更大的作用。中国亲美，使苏联在当时的“大三角”战略态势中处于弱势；中国改革且颇见成效，又使制度相同的苏联受到示范压力。如此双重压力下，苏联已非“变”不可。所以可以说，美国的“不战而胜”之谋，生效的第一站其实是中国。世事无常，邓小平的改革在带给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使中国丧失了改革初期优越的国际环境——若无苏联之变、之崩溃，纵有六四，美亦不敢与中国翻脸、将中国推向苏俄。

但是，苏联之变虽有中国刺激的因素，关键却还在戈氏。若戈氏不为时势所动，可能苏联今天还是苏联——就连朝鲜亦可维持，更何况偌大之苏联？若戈氏真正学邓，改经济不改政治，则苏联可能另开一番局面，国际形势亦将是另外一种格局。关键在于戈氏因其个人的经历、经验，思想上已认同西方道路，心理上也已完全被西方舆论左右（他经常每天花大量时间阅读西方报刊对他本人的褒扬）。这样一个人，身处这样一个位置，其一生成就自惊人：毁灭苏联，重创中国，成全的则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统一。

经济与改革、外交这两项，习所作之效果还有待观察。即时看，经济下行压力在增大，改革之预期效益未彰；外交上与美、与日、与东南亚多国关系更趋紧张。但所有这些不利趋势，都是发生在中国可以承受、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虽有小挫，却未大坏（国内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还明显下降了）。因此，上述变化也可理解为只是调整的过程，是趋势向好的前奏。形势到底是真恶化还是假恶化？要看接下来的变化——布局大动作的人，其成功往往需要短期内更好的“容错”环境。这也是习必须管控舆论的原因之一。

如此一来，接下来的变化就很关健。如果下一步局势向好，习可按既定方针从容谋篇布局；如局势恶化，则习将承受更多压力，可能影响其进一步行为的能力。因此，在布局长远的同时，对可影响局势变化的短期效果也不应轻忽。从这个角度看，大陆近期宣布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被业内解读为“央行释放7万亿”（当然实际上不会有这么多），或许就是习近平为避免局势恶化、减少行动压力、为十九大创造利己环境而下出的“先手”——“7万亿”在方向上是妥协，在程度和方式上，却又并未破坏“改革”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