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写在杨振宁去世之际

不以名人定义真理，要以真理定义名人——写在杨振宁去世之际

作者：赵晓

杨振宁走了

杨振宁走了。

网络热闹非凡，八卦依旧主场。

八十老夫、二八娇妻的传奇，被津津乐道，仿佛那就是他的一生。

华人世界一向如此——喜欢用闲聊消解复杂，用猎奇当作消费。

更糟的是，当一个人出名，我们就以为他说的都对，习惯用名人来定义真理。

过往

杨振宁，当然是物理学的天才。

二十来岁在美国崭露头角，三十多岁拿下诺贝尔奖。

他与李政道那场“对称被打破”的发现，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宇宙原来并非完美对称。

他本人，也是东西方“对称被打破”的案例。

他的一生，堪称精密计算的艺术：

何时出国何时回国，何时放弃美籍，何时落叶归根。

他比李嘉诚更懂“退与进”，比谷爱凌更懂“中西套利”。

在时代的波峰浪谷之间，他始终保持着精致的算计。

来华

1971年，文革正烈。

他造访北京，在周公陪同下笑着说：“我看到了勤奋有序的人民，没有贫富差距，也没有失业者。”

那时期，无数中国人正在劳改营里“改造思想”；

但他全没看见——或者说，他选择“不对称”地看。

他看到的，是别人希望他看到的中国；

他接受的，是他自己愿意相信的叙事。

这不怪他不脑子聪明，只怪他走得太远，超出了自己的专业。

他相信理性，相信科学，相信道德能引领社会走向文明——这恰恰也是百年来中国读书人共同的幻觉。

他洞察了物理的“宇称不守恒”，却看不见权力的不守恒。

他学在西方，成于西方，却从未解西方的智慧：

那就是制度高于人品，权力必须约束，道德永远不能作为政治的替代品。

那次访问之后，他成了“爱国科学家”的象征；

用科学家的背书，为冷战时期的政治阴影镀上一层文明的光环。

不曾想，中国历史转了个弯。

“十年浩劫”的定性出台，他的“红色见证”成了笑柄。

但他从未公开反思，也无意回头。

晚年

他晚年时，对美国的民主不满，对中国的现实乐观——

他或许看到了民主的不完美，却忽略了没有民主更加不可救药；

他感受到自由世界的冷漠，却忘了那种“冷漠”正是自由的代价。

在把人当人的制度下，没人因为你拿了个啥奖，就让你当特权公民。

人们喜欢给他贴各种标签：天才、叛徒、爱国科学家、幸运老头……

罪人

其实，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总要听他们的胡说八道？

譬如听钱学森讲亩产万斤，听爱因斯坦谈上帝啥的——我们太喜欢以名人来定义真理，忘了他们不过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

就算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充其量也不过如牛顿所言：

“像在海边拾到一粒光滑的贝壳。”

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解释一切，更不意味着他什么都懂，什么都好，代表真理。

杨振宁公开承认有造物主，还说翁帆是“上帝赐的礼物”。

这话听来虔诚，但他既不是无神论者，也谈不上信仰者。

他相信宇宙有秩序，却未认识那秩序的主。

他能解释宇宙，却解释不了灵魂；

能计算光速，却算不出永恒。

思考

杨振宁身上，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他如何如何，而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不再跪着仰望他人，而是平视地问一句：

“在上帝面前，他算老几？”

“凭他的作为，他能靠自己进天堂吗？”

那一天，中国人才算有了长大的心智，智慧的心灵。

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屹立千年，不在于他们有多少伟人，而在于他们始终明白：

人不是真理，相反，真理才是人的审判者。

我们真正重要的，就是不再崇拜名人，而是敬畏真理。

永远不再用强人、伟人、名人来定义真理，而要让真理来定义人——包括杨振宁，也包括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