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退出的机制：中国留学“人设”生意已成产业

　　2021年8月5日，中国探险协会发布声明称，该协会近期组织的青少年腾格里沙漠探险项目发生意外，一名16岁北京学生不幸身亡。

　　这起悲剧中的周边信息引人注意：这名学生参加探险，原本是为了出国留学。中国探险协会官网的一篇文章称，该活动有助于“提升文书的亮点，让招生官记住独一无二的你”。一名同班同学在媒体采访中称，“大多数人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为了出国留学加分，并不是喜欢户外运动。”

　　2021年6月，深圳某留学机构发布了一则广告，宣称学员付费1.58万元，就能参加一项“女工赋权项目”。该项目将在纺织厂、电子厂等地开展为期一周的调研，相应地，学员将获得一篇被视为“学术成果”的调研报告、一封导师推荐信、一张项目结业证书。

　　这则广告引发巨大争议——青年人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商业化包装运作以及申请大学的功利心驱动下，该项目将对女工群体的人文关怀，异化为给履历镀金的工具。

　　这两项活动都与留学中介市场中的商业概念“背景提升”有关。在国外精英大学，尤其是美国本科的申请中，除了托福、SAT、ACT等标化考试成绩，学生还需要提交个人陈述等文书、在网申系统中填写10项课外活动。一些不可量化的——更关乎“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指标——也被纳入考察，比如社区参与、对少数群体的关怀、领导力，以及是否一个“好的公民”。

　　准留学生们的“人设”，成为可以被包装和打造的生意。中介机构通过提供付费科研、实习、公益等活动，提升学生在申请阶段的“软实习”。在竞争激烈的赛道上，为了让简历脱颖而出，不至于淹没在雪花般海量的申请材料中，一些申请者报名参加看上去“高大上”的活动，以此让考官眼前一亮——比如去北极科考、到尼泊尔为穷人造房子。而在西方受推崇的议题则更能抓人眼球，比如为少数民族妇女赋权、为社会边缘群体发声等。那些仅靠身边有限资源脚踏实地申请的人，则逐渐卷入留学申请消费化的不安和隐忧中。

“升学助力”

　　18岁的王波是西南某二线城市一所民办学校国际部的高中毕业生。她扎马尾、戴框架眼镜，坦荡地露出额头。

　　自高一入学起，王波时常被裹挟在一种焦虑的氛围中。她所在的学校，是一所集活动、考培、留学申请于一体的国际学校。王波是从国内教育体系升上来的学生，国外大学的申请制对她来说是全然陌生的体系。“做活动”的重要性，常被校长、老师挂在嘴边，“没有好的文书、活动经历，光靠学习成绩是申不上好大学的”。

　　陈彬杰是成都一家留学服务机构的负责人，从业已超过十年。他认为目前市面上的背景提升项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留学机构根据学生自身的兴趣、经历，规划出可以长期参与的课外实践活动；一类由专做背景提升的第三方机构“外包”。还有一类是与国际学校或公私立学校的国际部合作，签约成功后学校将获得佣金，“一般来讲，返佣点在20%-30%不等”。

　　陈彬杰注意到，2013-2014年开始，越来越多学生想去国外本科读名校。2016-2018年是去美国读本科“井喷式”的三年。国内留学市场的供方也从最初帮学生做留学服务和指导的机构，发展出越来越多第三方背景提升平台、科研平台。

　　让王波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学校经常开分享会，“类似普高的早会”，并邀请家长参加。在学校礼堂，老师会细数常春藤名校的光辉历史，反复强调低分高录的极端案例——比如一位学生成绩并不出彩，但依靠保护海龟的经历和文书包装，最终被海外名校录取。这让王波产生了错觉：“它会在潜意识让你觉得，就算我学习不努力，只要活动做得特别好，一样可以进这么好的学校。”

　　学校为每一位学生配备了一名活动导师，在家长也在的专属微信群中，导师经常推荐一些背景提升活动。“含金量”是最爱使用的词汇——“它要么是把含金量具体化，说这个项目能让你产出一篇高质量，并且能够保证发表的文章，或者就把含金量三个字打在那里，也不作解释，但就说我们这个活动能给你提供非常大的升学助力。”王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许多定位高端的项目极具诱惑力。陈彬杰以科研为例，平台通常会以每小时500美元酬劳邀请海外名校的退休教授或是兼职教授，带准备申请的学生做科研项目。“如果想学医，他们就研究一些本科大三、大四学生才会研究的话题，比如神经科学、生物酶、帕金森疾病。”

　　王波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让她感到压力的是和校长的面谈。那时，校长和四五位老师会亲自坐在她和家长对面，反复强调：美国本科申请需要填10个课外活动，如果手上数目不多，“就会输在起跑线上”。

　　“他们会给你施加压力，让你非常担心。我不知道自己假期做什么的话，先试一试学校提供的项目，就以这种心态参加了。”王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曾担任过哲学夏令营导师的海外传播学博士生刘舸看见某公众号推送了一则广告宣传“科研项目”，号称会有“神仙级别教授阵容”来辅导学生，学生可以与“世界上最顶尖的学者们一起做科研”。课程结束后，还有机会“以学生自己的名字”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面发表论文。该项目报名费高达四五万元，而论文发表则需要另交几百美元。

　　他查阅了该机构过往的发表成果，发现这些学科五花八门的文章都发表在了同一本英文期刊上，过刊上作者全是中国的高中生和本科生。“国外招生官也不是大傻瓜，这种套路想必他们也非常清楚”。

　　陈彬杰认为，许多打着名校教授头衔的高端科研项目甚至让高中生以第一作者发文，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不排除有学生有这样的能力，但批量化生产后，“尤其当它成了一个可高度复制、较低筛选门槛的市场化产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所有人都在向国外招生官传递一个信息，你们本科生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高中生就可以做到，而且还是跟你们国家的顶尖名校一起做项目”。

“台前的表演”

　　2019年1月，王波到成都一寺庙参加学校根据她感兴趣的心理学推荐的一项有关“僧侣幸福感”的调研报告。这次调研时长不到一周，收费接近两万元。王波不属于富裕家庭的孩子，觉得价格贵，导师告诉她：“市场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不用惊讶。”

　　王波的妈妈属于服务型劳模母亲——只要为了孩子好，辛苦一点都愿意。当时学校有意无意暗示，其他学生已经报名交费，王波知道以母亲的性格，肯定不愿女儿受委屈。“她可能会扣一点家里的生活费，或者问亲戚朋友借点，让我能享受到跟其他人一样的机会和条件。”

　　回想那次寺庙的调研活动，王波觉得“不值”。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日程安排：第一天抵达成都；第二天一位北师大心理学系在职的老师给参与者传授基础调研知识；第三天、第四天，采访；最后一天，产出一篇“类似小作文的东西”，整个调研就此结束。

　　王波高三时自学过心理学，她认为要掌握专业的社会调研方法，至少得上5-10节课。但在寺庙的“调研”更多是在路上拦住一位行色匆匆的僧侣，跟着他一路小跑，追问：“你觉得幸福感是什么？”对方通常一脸懵，敷衍地答一句。她最终以“从僧侣的处世态度之中学会了什么”为感想，写作了一篇“游记式散文”。

　　王波的同学则参加了一个到贵州的山村小学熬红糖的项目。活动打着“非遗保护”名头，带领学生“传承古法红糖技艺”，收费一万多元。同学回来后反馈：“就是把我关到山沟沟里，被蚊子咬了三天，学一下红糖制作，最后拿了一瓶红糖回来。”

　　“这有点类似于台前的表演，实际上深入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学生也受苦，还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益，只是拿了一张证书。关注红糖技艺是好的，但不是一群学生来学怎么做。”王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唯一把红糖项目认真做下来的是一位后期选择商科的学生。他为当地村民的红糖寻找销路，在朋友圈售卖，筹集的资金最终捐给了贵州山区学校。“但大部分人就是去熬了一下红糖，把红糖拿回家。”

　　来自云南昆明某中学国际部的毕业生胡嘉桐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对多元文化教育感兴趣，曾花费近四万元参加过一个尼泊尔游学项目。按照活动手册介绍，他们将去当地学校调研、采访，了解异国学制、课程模式，还有5天时间自主设计课程教书。在她的想象中，这是一次深度了解尼泊尔教育体制的调研机会。“但十多天的行程里，至少有九天都在拍照，在加德满都的景区打卡”。到了学校后，受制于语言，参与者只能简单地参观课堂，和当地学生随便聊了一下就走了。这段费用高昂的经历并没有让她产生任何感想，最终也没有写进申请文书中。

　　王波记得，学校曾组织学生参加过一次某银行的“精英实践实习项目”。当时银行定制了一个得分表，得分达到90及以上的人，将得到由行长亲自签名的实习通知书。“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只能达到60分左右，后面的得分需要定期存款，或者购买理财投资产品才能得到。当时有学生家长真的存了巨额进去。”

　　班里一位做活动最积极的同学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她学习成绩不好，把希望押在了做活动上。”她喜欢打探周围的同学都做了哪些活动，也会焦虑地找活动导师推荐。她曾找到一位山区贫困学生，每个月资助对方，还亲自去当地，请人拍下捐款的珍贵瞬间，“她把钱交到对方手上，两个人都在笑，发到公众号上作为证据，她确实做了这件事。”

　　“如果项目设计得非常好，把它执行出来，孩子就能学到很多。但是如果项目设计得没有那么好，或者以结果为导向，就很容易发生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做，完成任务一切就结束了。”北京某留学咨询机构创始人Theo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Theo看来，付费购买并不是引发背景提升行业乱象争议的核心，重要的是，学生是否真的热爱，以及真的做了事。比如有一位学生很关注视障人士，因为父母都是眼科医生，外公有眼疾。后来在各种机构的帮助下，他做出了一款帮助视障人群的App，有视障患者反馈确实有帮助。“这种热情是真实的、天然的，不是被改造的，也不是表演的。但做App不是他的想法，是他得到帮助之后的想法。”

“是不是发自内心愿意做”

　　王波和胡嘉桐参加的这一类“华而不实”的背景提升活动，正是国内部分留学机构借助信息差制造的商业噱头。

　　“从国外大学来讲，特别是针对美国的申请，它只需要一部分申请材料帮助招生官了解，学生除了学习以外，怎么分配和安排自己的时间，最有热情的领域是什么，在探索过程中解决了哪些问题，如何突出学生的领导力、团队合作精神或者社会责任感。”陈彬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留学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越来越多人想分蛋糕，这个过程中衍生出一些以短平快为商业模式的机构。“比如他们会利用第三方国家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管是卫生、环境、贫困还是教育，给学生制定一周到十天不等的公益项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算是旅游，因为不管你是帮助尼泊尔遭受到家暴的妇女，还是去非洲帮助动物保护，一个高中生他能做什么？这更像是课外为时不多的体验和游戏，或者是帮助建立认知的过程。”陈彬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旦有参与的学生成功被名校录取，就会成为机构大书特书的对象。“这是打了一个信息差，因为学生能否成功录取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机构以这种方式制造市场的假象。”

　　王波所在的西南二线城市，信息相对一线城市更加闭塞。“信息不对等是有时效的，比如北上广这样的老牌留学输出地，至少输出了十年以上的学生，他们周围辐射到的人可能会更多。越小的地方，它的信息不透明度就越高，我们也不知道哪里能获得信息。”

　　陈彬杰的一位朋友做过藤校面试官，对方分享过一个故事。面试时，有学生说自己去尼泊尔建了一所学校，自己召集了当地老师，给学生上课。面试官听了立刻觉得不对劲，追问下去，发现这名学生讲不出任何细节。他面试了好几个学生，说的都是大同小异的经历。“从他的角度就会觉得，这一群学生全是不可信的”，陈彬杰觉得，这属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前普林斯顿大学校友面试官雪麑曾于2007年-2014年在中国香港地区和华北地区负责校友面试。她面试过一位名叫Brian的理科小学霸，来自北京某顶尖公立学校，笑容很有感染力。雪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胸有成竹的样子和非常到位的面部及肢体语言很明显是在镜子前反复练习过的，不过，他发挥得很自然，不会给人假惺惺的感觉。唯一的缺陷是语速太快，仿佛是在奋力地完成一项任务，而不是在用心和我沟通。”

　　Brian提到他曾带领高年级学生去一个自闭症治疗中心和孩子们互动，从联系治疗中心到申请学校支持，到招募志愿者。雪麑希望听到更多他和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Brian对答如流，讲起他们一起画画、听音乐的经历，并侃侃而谈自闭症在当下社会是缺乏关注的心理疾病。

　　听到他对自闭症的关注，雪麑希望他谈谈对这个病的了解，国内有哪些治疗手段。Brian明显愣了一下，他思考了半分钟左右开始语无伦次，试图搪塞过去。雪麑认为他如果真的关心自闭症问题，不会不花时间深入了解。她没有立刻打断，而是静静看着他，怎么给自己圆场。

　　疫情以前，陈彬杰每年都会参加国外名校针对升学导师的交流会。他问过一些招生官，怎么看待中国学生花钱提升学术科研背景，“他们也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商业机构把学术化产品做成了产业链，他自己学校至少80%以上的教授都接到过类似邀约，当兼职教授带学生发表论文。但招生官是分得出来的，你有没有真的花心思去做这件事，你的学术能力有没有达到你的科研成果呈现出来的学术水平，通过你的文书、你的谈吐，能检验出来。”

　　雪麑认为，最重要的是学生是否传递出了真实的声音——“招生官不care你这个经历是花钱买的，还是你争取来的。他更care的是孩子是不是发自内心愿意做，而且有成长、学习和反思。它不是被包装上去的。你问他几句话，他回答不上来深刻的东西，就知道这应该是他功利地为了一个包装而去做的。”

家庭软实力竞争

　　十年前，划船、赛艇在国内还属于小众运动，为了让招生官眼前一亮，有学生会说自己喜欢赛艇。“你去聊，发现他最多就划过一次，那算什么兴趣爱好，正常的practice都不算。”一个孩子说自己养了很多马。雪麑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她觉得这是说出来就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可能同学没有，那时候比较少见，或者父母给她灌输一些错误的信息，养马就代表上流社会。”

　　Theo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名学生家长想给孩子报名参加北极科考项目，“他觉得别人都去非洲，我们去北极，牛逼！”当时该北极科考项目在全球每年只招15人，家长觉得这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项目。“但如果我是招生官，看到这个活动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画一个问号。这么短的时间，不管他花费15万还是1.5万，我都没有看到孩子的连贯度和发展的领导力，他在高中之前并未对这个有兴趣，申请的专业跟北极科考关系不大，也找不到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想去做这件事的理由，就跑去北极了。”

　　近些年，一些更“聪明”的父母正努力学习在西方主流社会更为讨巧的话语。剑桥大学博士生王婧宜曾听做新媒体的朋友提起，一位老板希望花钱请人做一部LGBT题材的纪录片，因为他的儿子要申请国外的影视专业，“他认为这样大学肯定能收”。

　　王婧宜认为，学生与家长的矛盾在于，如果一个孩子想去深圳的工厂进行一到两周的实地调研，大部分家长并不会答应。但是当这件事情被中介包装，有一个漂亮的PPT、名校博士生带领，还要交昂贵的费用、获得一封推荐信，家长就会觉得这是好事。这种话语挪用与社会科学学科设立的宗旨本身是相悖的。“社会学就是在批判资本操纵的本质以及结构里的不公平。”

　　“学校有这个规则，就默认我要用尽各种手段达到它，这样我才能去上好学校。乍一听好像合理，可能在高考体系下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海外高校有这种所谓软实力，个人陈述、软简历，就非常容易掺杂不平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王婧宜说。

　　雪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式思维误区。因为长期受应试教育影响，面临一些非量化考核时，中国家长更在意结果，比如拿到一张证书、学术大牛的推荐信，证明参加过活动，由此导致一些形式主义的现象，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小众偏门活动涌现——那些新奇的、小众的，别人不会做的活动才能显得特别——“但其实学校并不在意你做的是什么。你可以去研究水、研究桌子，更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你的学习和反思，你挖得有多深。”

　　一个孩子对雪麑说，他想去日本学习磨刀，“我说可以啊，北京胡同里也有做糖人的，都是工匠。你可以做一些研究北京民间艺术家的项目，这个孩子顺理成章就有一些活动想参加了。这是最正确的规划。但可惜现在很多家长和家庭跳过了这个过程，直接想买一个结果。但是你去南极，你跟任何其他去南极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最后还是一模一样的。”

　　雪麑如今也在做留学咨询。她发现很多时候孩子是容易沟通的，难搞的是家长，有时甚至不仅要和父母，还要和爷爷奶奶沟通。“归根到底，一个孩子未来的走向，其实是整个家庭，甚至是几代人的缩写。”

　　她发现很多有藤校梦的妈妈，能力都很强，但在家中没有地位，也没有自己的事业，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这样的妈妈是比较恐怖的，因为她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建立在孩子是否能进藤校上。例如老公给她下的指标，我们家得出一个藤校的，因为我们这个上市公司只配得上藤校的孩子。对于妈妈来讲，这就成为她的使命了，她在这个家族是否有用，她整个价值就建立在是否能够培养出一个优秀藤校孩子的基础上，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雪麑记得有一位妈妈长得很漂亮，“有富太太的范儿”。年轻时她本可以成为电视台主持人，后来嫁入豪门，生了孩子。她外表光鲜亮丽，但内心是空虚的。“因为身边的所有朋友都是竞争对手，要跟他们的孩子比。她一切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一些家长的“藤校梦”则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年的缺失，“他们不是为了孩子，是为了自己”。比如孩子特别想学艺术，本可以申请一些设计类专业，也容易找工作，“家长说不行，必须要学商，第一学商懂得管理公司，第二就是这个商学院排名更高”。

　　家长对于申请结果的执著，一部分出于对不确定性的焦虑。“还是因为信息闭塞，以及对招生方法不理解。”雪麑向家长强调利用身边资源，许多家长表示怀疑：“不可能吧，这么简单？”

　　留学顾问徐阿龙觉得这更像是一种“无法退出的机制”。“这孩子可能就是很普通，但外面也要包装得非常漂亮、非常华丽。大家都认为这种方式能让我的孩子在申请上有优势，如果一个劣币的孩子在包装，那扎扎实实在做事的人亏不亏？很多家长都知道脚踏实地的重要性，但在实操过程中，就变成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