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唤醒的魔鬼：美国大选中的族群政治

        2016年的大选注定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分界线。

        在这场政治鏖战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为了赢得选举胜利，不惜进行族群政治动员，诉诸于那些不可控的危险意识形态。

        川普在党内初选的开始阶段，声称“墨西哥人是强奸犯”，以迎合中下层白人工薪阶层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情绪和族群意识。

        希拉里阵营为了稳固基本盘，击败咄咄逼人的对手，不惜刻意放大拉丁族裔的族群意识，从而增强拉丁族裔对于川普的憎恨，并凝聚民主党基本盘。在2016年的民主党党代会上，著名演员朗格利亚（Eva Longoria）就曾向拉丁裔选民喊话，声称“得克萨斯曾经是墨西哥的一部分，我的家人从来没有越过边境，是边境越过了我们”（Texas used to be part of Mexico.My family never crossed a border.The border crossed us）。

         这种族群政治动员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新秀川普通过这一手法，轻易击败了共和党内声名显赫但思维保守的传统政客们；希拉里则把自己打造成少数族裔利益的捍卫者，凭借黑人和拉丁裔的坚定支持，扛住了暴风骤雨般的丑闻攻击；川普则在中下层白人族群意识的狂热拥护下，在几乎众叛亲离的困境下保持住了基本盘；同样，在2008年和2012年大选中，奥巴马凭借黑人的族群认同，两次轻松扫荡共和党。

        事实表明，通过鼓动族群意识加强政客选战地位的政治策略，其威力是以往任何政策选战都不能比拟的：它投入的成本是如此的低廉（如川普初选花费最少），催生的效果是如此的显著，形成的盘面是如此的牢固，以致于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族群政治都足以成为选战政治中的无上神器。恰似勇士爱宝剑，登徒好美人，瘾君子痴迷毒品，只要有利可图，权力动物们就必然会对族群政治爱不释手——这是政客的本能。 

        然而，族群政治寓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美国这种族群结构日渐多元化的大帝国，从来都是不可控的政治核弹，这种意识形态的壮大将威胁到美国本身的存在合法性。

        对于这一点，杰出的政治家、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亲王无疑具有相当清醒的认知。在打败拿破仑的战争中，相比于施瓦琴贝格这样热衷于鼓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军人，梅特涅深刻地意识到，奥地利作为一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多元帝国，她军事胜利的道义基础只能建立在“君主神圣”的固有原则之上，任何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政治根基的战争胜利都将催生更加不可控的新动荡，并加剧帝国的瓦解。

        就像梅特涅自己所阐述的那样：“之所以必须消灭拿破仑，即是因为这是一个民族主义偶像，他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威胁将到帝国存在的合法性。是以，奥地利的胜利必须是君主的胜利，而非德意志民族的成功。”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也曾哀叹：“我的国家像虫蛀的房子，移动任何一小块，谁也不知道会坍塌多少。”——作为一个族群成分复杂的多元帝国，奥地利帝国以及后来的奥匈帝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拿破仑，也不是沙皇，更不是俾斯麦，而是民族主义——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今天的美国。

        与民族主义破坏力对应的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控。历史事实表明，在缺乏主体民族的多元帝国中，一旦民族主义的魔鬼被唤醒，除非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否则其绝不会轻易沉睡。历史学家阿尔杰农·塞西尔就曾对梅特涅最终毁灭的政治悲剧心怀感伤地评价道：“对于梅特涅来说，他的不幸就在于他不得不以政治家的手法去抗拒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是不可能被镇暴骑兵的铁蹄击败的，这是人类动物的本能。”

       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为了反抗君主，借用了民族主义的力量，结果这股思潮在拿破仑覆灭后的100年里，依然震撼着欧洲政局，并使无数古老君主国家化为齑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君主们为了赢得战争，不惜祭出民族主义的魔鬼，在动员国内民众的同时，通过分离性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削弱敌国的作战意志，结果不但造成多元帝国奥匈和奥斯曼的自我崩溃，也埋下了苏联建立、纳粹崛起和殖民帝国瓦解等一系列灾难的种子。

        同样，民族主义的潜在政治危害，对于缺乏主体族群的当代美国来说，并不会有所例外。更重要的是，在美国这种族群成分复杂的开放国家中，各个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壮大，亦是不可遏制的自然政治趋势。

        实际上，美国族群政治的出现和壮大，不仅源于政客们的不负责任，更是政治规律自然遴选的结果。一方面，美国族群结构的剧烈变迁，使得族群政治逐渐能够成为选战致胜和政客们崛起的捷径；另一方面，各个族群中下层民众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窘迫，使其在族群交往中对利益与自尊的得失非常敏感，也更容易催生族群的自我认同，从而沦为族群政治的天然拥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