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是中国秘密警察监控和招募的对象。
李陶陶已经有一阵没有睡好觉了。6月以来，老家国保的视频电话总在美国时间凌晨两三点突然打来。
二十出头的李陶陶来自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目前在美国留学。今年早些时候，他在网上实名发表了一些批评北京的言论，两个星期后，国保开始频繁把他的父母叫到警局，强迫他们用微信和儿子通话。
李陶陶是化名。他顶着很大压力要公开国保的一些活动，但他不想再牵连中国的家人。因为他的事，最近父母的护照被警察没收了。
这天凌晨，不想吵醒室友，他拿着电话出门坐到车里。来电的是当地国保大队的队长。李陶陶和美国之音分享了这段视频电话。
“你把你这三个账号的密码、昵称通完话以后通过微信发过来，”他用家乡话说。他指的是推特、Instagram和一个讨论中国民主宪政的电报群账号。
“这三个账号再不能在这三个群里发任何声音，特别是对咱们国家，对咱们政府不利的事情，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国保说。
李陶陶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他没睡醒，有点无精打采。但是接下来国保的话让他清醒了不少。
“这三个账号你可以保留一个，作用今天下午你母亲也跟你讲了，你关注这里面的形势动态，”他指的是那个“反贼”电报群。“群里面有其他对咱们党和国家不利的信息，你把它转发给这个微信号。”
他又强调：“一天24小时，你什么时间看到以后就截个图发过来。”
国保几次对李陶陶说，这是“戴罪立功”，以后回去可以不抓他。至于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国保从来没有明说过，只说他是“反华”、“侮辱国家”。
“我是批评共产党政府，跟反华有什么关系？” 李陶陶问。
“如果他以我的家人威胁我，让我不再发声了，这个我可能能做到，”李陶陶对美国之音说。“但是让我替他们办事，这个触及到我的原则和底线了。”
“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他们最好找一个在美国这边的人和我接头，然后我再直接报警把他抓起来，”他说。
中国安全部门监控、骚扰、恐吓海外异见者已经不是新闻，有人说他们被跟踪，收到死亡威胁。
株连异见者的家人也是北京惯用的手段。仅今年一年，美国之音就采访到至少五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在中国的公务员或国企员工父母受到官方威胁。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学生吉家宝说，天津国保几番找他父母“喝茶”，以要他们失业相要挟，强迫他删除网上言论。他是今年成立的“青年宪政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该组织旨在联合海内外青年，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吉家宝还说，有人从中国安全部门获知，他上了天津市一个重点人员名单。
“当地国保更多介入国外民运和留学生事务，是因为2018年国安部因经费短缺把权力下放给各省市，”2005年叛逃的前中国驻澳大利亚外交官员陈用林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各省市安全厅都有权派出人员赴海外抓人、找反共人士谈话。中央要求各地管好自己的人。”
“地方官员肯定是不管什么‘外交大局’，每做成一件事都会有重奖，所以积极性很高，”他说。
尽管对北京发表任何不利声音都可能成为当局的靶子，但像李陶陶这样公开披露安全部门提出卧底要求的异见者却是罕见。此前，有海外维吾尔人披露当局要其监视维吾尔人的动向。2018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的古懿和吴乐宝也向海外媒体披露过类似情况。
古懿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他们也是听说当局有一个针对境外年轻的异见者的名单，他主动联系安徽国保徐永权，希望把这个名单套出来。
“徐永权不承认这个名单的存在，反而觉得这是个机会，要劝说我为他工作，” 古懿说。
古懿随即把电话录音交给了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徐永权当然并不知情，后来还几次联络这位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博士生，指导他如何写书面报告，要关注哪些对象。
一个星期后，徐永权气急败坏地打来电话，他终于发现自己被媒体曝光，徐永权气急败坏大骂古懿：“你这个人太坏了”。
后来古懿听说，徐永权已经不做国保了，在当地开了一家牛肉汤店。
“中国秘密警察对留学生的监视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可以讲每个人都在他们的登记造册监视当中。古懿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之所以不断地要挟和收买在海外的人士，必定是有所收获的。如果没有收获，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
除了秘密警察的远程胁迫外，他说，美国政府更应该关注北京通过中国大使馆、领事馆、中国学生会和各种海外华人团体进行的“半公开的，灰色的操纵和行动”，并采取“更具决定性的行动”。
星期三（10月2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美国分支“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NACPU)指定为“外国使团”。此前，华盛顿先后把多家中国驻美媒体及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指定为“外国使团”。
同样在这个星期，美国《新闻周刊》经过4个月的调查推出重磅报道，认定大约600个在美国的团体与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施展的影响力活动有关。 它们试图在大选前制造分裂、挑起动荡。专家们则说，与大选相关的活动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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