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将彻底归入“反俄命运共同体”

俄乌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地将乌克兰直接且彻底地归入至由波兰所主导的“反俄命运共同体”与“统一反俄阵线”当中。图为波兰的反战示威人士。（美联社）

爆发于今年2月24日的俄乌战争作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The Crisis in Crimea and Eastern Ukraine）的“延续”，已在原苏东（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及苏联地区（Post-Soviet States）掀起了新一波不同程度的“反俄浪潮”，其内涵伴随战事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态和逻辑特徵。

其中，波兰作为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中唯一一个长期连续遭受沙俄及苏俄分割且佔领的国家，属中东欧地区反俄情绪最高的北约及欧盟成员国，可谓欧陆“抗俄急先锋”。早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波兰就以美国“新兴盟友”的身份在“原苏东地区”长期发挥著“自由灯塔”的作用，一方面凭藉北约军事力量吓阻“敌对势力”就范，另一方面则凭自身“软实力”持续指引东欧各国“回归欧洲”。

而原属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波罗的海（Baltic States）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虽在独立后，成功加入北约及欧盟，但始终对俄罗斯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从不鬆懈麻痹。面对咄咄逼人的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国防部就曾率先共同发表声明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并且在美国的批准下将其所属美制武器运输至乌克兰，协助其“抵御入侵”。其中，最为积极的立陶宛（Lithuania）还曾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Lloyd Austin）称之为该地区“民主灯塔”。

立陶宛（Lithuania）反对俄罗斯最为积极，还曾被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Lloyd Austin）称之为该地区“民主灯塔”。（美联社）

欧陆“俄国威胁论”与“反俄大本营”的由来

不同于中亚（Central Asia）、高加索（Caucasus）及东欧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与波兰之间的“反俄战略”可谓一脉相承。与此同时，波兰与捷克（Czech Republic）、斯洛伐克（Slovakia）及匈牙利（Hungary）之间的“反俄历史”则更加紧密相连。不仅如此，波兰还是此次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自始至终都坚定援助并力挺乌克兰的北约及欧盟“前线国”。由此可见，波兰是整个欧陆东端“反俄大本营”的中心及枢纽，在捍卫欧洲正统拉丁文明（Latin Civilisation）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无畏地发挥著“主力军”的作用。

自近代俄国崛起以来，波兰首先被沙俄率先瓜分三次（Partition of Poland），后又被苏俄连续瓜分两次，迫使其由原先欧陆一雄长期沦为“亡国奴”与“卫星国”（Satellite State），导致波兰民族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内与其所属“母体文明”处在极为被动的半隔离状态中。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俄国虽不是唯一一个危害且剥夺波兰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国家，但却是最终决定波兰“命运”的关键大国。受此影响，抵御俄国侵犯或削弱其“元气”不仅是波兰国家安全的核心，而且还是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欧陆“反俄命运共同体”与“统一反俄阵线”的延伸

波罗的海三国与波兰实质上是区域名副其实的“安全命运共同体”，但将其一分为二的却是俄属“白俄罗斯”（Belarus）。毋庸置疑，组建于十六世纪中叶的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是当时继蒙古—突厥之后，第二个直接且全面影响俄国内政的区域大国，同时也是第一个自西向东对俄国欧陆核心地带构成威胁的西方国家。对此，出生德意志（Germany）贵族家庭的沙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其两轮瓜分波兰的过程中，一方面凭藉其德意志人口占多数的东普鲁士（East Prussia）作为地缘屏障，另一方面则通过人为地在原波兰—立陶宛联邦领土上采用构建“白俄罗斯”的方式，彻底将波兰与立陶宛一分为二，使其成为互不相同的两个独立区块，进而将其逐一吞并，重新书写历史。

因此，对自苏东剧变（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及苏联解体（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后完成转型且重获独立的波兰及波罗的海三国而言，实现其国家“绝对安全”的核心前提就是持续推动当今白俄罗斯的“去俄罗斯化”及“西欧现代化”进程，即波兰式“西斯拉夫化”。在此过程当中，各方须全力阻止“大俄罗斯主义”（Great Russianism）死灰复燃或东山再起，而乌克兰则是俄国实现其“大国再崛起”的关键之所在，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各方争夺的关键对象。

相比之下，对同样身为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而言，波兰是防范俄国长驱直入及全面渗透的唯一一道“堡垒防线”，所以波兰“沦陷”等同于区域“大乱”。但不同于波兰的是，上述三国的“反俄历史”仅限于苏俄，而非沙俄。故此，其对东欧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关注度远低于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而所属“反俄战略”也只基本限于国家制度与思想领域上的“反渗透”，而非“全面对抗”。

乌克兰“脱俄入欧”的实施与“独立自主”的巩固

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同属东斯拉夫民族（East Slavs），因此所持“俄国威胁论”明显不同于属西斯拉夫（West Slavs）的波兰，其核心分别由苏联解体后逐渐相继成型的“回归观”与“仇俄观”所构成，可谓“异源同流”。

自独立三十年来，导致俄乌两国渐行渐远的根本性原因是长期不间断的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而非单一的制度选项或军事技术的“输入”与“输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由苏联首任总统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所被迫开启的“体制性改革”（Perestroika），因在其先经济后政治的变革过程中触碰到俄白乌三国百年不变之利益根基，进而导致维繫“东斯拉夫命运共同体”的基辅（Kyiv）地方精英与莫斯科（Moscow）中央精英间产生难以化解的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迫使其分道扬镳。

经济全球化在衝击俄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不仅有效将其“空虚化”，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深了俄乌两国之间的“经济隔阂”。“外强中乾”的俄国仅凭其单一的能源优势已无力再与乌克兰政治精英保持全方位的“经济挂鈎”。受此影响，乌克兰政治精英也只能在新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逐渐寻求新的境外政治及经济资源，以便强化并巩固自身实力，“回归欧洲”由此问世。

起初，乌克兰经济领域的“向西靠近”之势基本只限于其共和国西部原属波兰的加利西亚（Halychyna）和沃里尼亚（Volhynia）地区，但后期伴随乌克兰地方新精英阶级的形成，以及其与地方基层民众之间的对接逐渐开启了共和国政治权力平衡演变的新序幕。直至2013年乌克兰“广场运动”（Euromaidan）爆发为止，乌西地区是在吸收欧盟经济资源的同时，输入由布鲁塞尔（Brussels）为中心的“新经济秩序”，进而壮大自身的内部政治势力。相反，乌东地区则是持续保持与莫斯科之间“跨国国防军工体系”的正常运作，并且进一步延续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旧政治秩序”。其中，前者为新兴亲欧的地方精英，而后者则是亲俄的前朝遗老，即中央精英。

 

经过此轮战争血洗的乌克兰民族已经清楚地重新认识到所谓“同宗同源”和“血浓于水”纯属乌托邦。（美联社）

反观乌克兰“广场运动”不难看出，以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为首的乌克兰亲俄中央精英，在面对本国亲欧地方精英挑战时，严重缺乏乌克兰族基层民众的支持。由此可见，通用俄语的亲俄中央精英自独立以来未能实现自上而下的“自我转型”，始终与通用乌克兰语的共和国主体民族间保持著原苏联时期的“脱钩状态”。而俄国在乌克兰的“经济遗产”也伴随时间的推移几乎消耗殆尽，其直接经济影响力相比欧盟可谓微乎其微，因此自下而上的“改朝换代”势在必得。

乌克兰“俄乌记忆”的破碎与“俄国威胁论”的强化

自2014年乌克兰亲欧势力通过“广场运动”彻底压倒亲俄势力之“中央核心”之后，随即引发欧陆冷战（Cold War）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致使区域长期以来的“美俄”与“俄欧”博弈由“暗斗”转向“明争”，导致乌克兰不可避免地成为北约与欧盟东扩及俄国西阻的“前线阵地”，进而引发旷日持久且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其影响延续至今并日益“升级”。

克里姆林宫（Kremlin）为持续维繫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Heartland）为轴心的“帝国秩序”，不惜动用武力“忍痛割爱”，通过制造克里米亚危机的方式终结“俄乌百年友谊”，迫使其共同记忆“支离破碎”。克里米亚半岛（Crimea）的吞并与顿巴斯（Donbas）地区的叛乱直接激发乌克兰主体民族的“抗俄”意识，而所谓“抗俄”实则为“反俄”。

在长达八年之久的“危机斗争”中，检测境内俄裔“可信度”与“忠诚度”，以及反思民族历史相继成为乌克兰“反俄民族主义者”与“抗俄爱国主义者”的“使命”与“任务”。之前被苏俄政府定性为“人民公敌”（Enemy of the People）的争论人物开始一一被民众“私自平反”，象徵反苏的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也随之“复活”，与俄国军事入侵与干涉一道呈现出旧仇未消新恨剧增的“恶性”循环趋势，导致俄乌关係全面持续恶化。

俄乌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地将乌克兰直接且彻底地归入至由波兰所主导的“反俄命运共同体”与“统一反俄阵线”当中。直至今日，已有四百万公民受战争影响逃离乌克兰，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逃至波兰，使波兰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欧“自由灯塔”及“大后方”，赋予每一位乌克兰公民自由的希望与未来。而经过此轮战争血洗的乌克兰民族已经清楚地重新认识到所谓“同宗同源”和“血浓于水”纯属乌托邦，唯独“为自由抗争到底”才是摆脱奴役与压迫的唯一出路，而“重获独立”才是世间与人生之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