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马克龙选错了地点选错了时机

何清涟评论分析文章：在西方政治圈，法国总统的重要性现在大概排在第三（默克尔在任时法国排第四）。4月上旬马克龙率法国CEO代表团访华并与中国缔结“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西方开始不满；马克龙结束对华访问回到法国后，呼吁“欧洲战略自主”，发展成美中之外的“第三极”，并呼吁欧盟不要在台湾议题上跟随美国的政策，这种不满进入高潮。但如果熟悉法美历史关系，了解马克龙这些年在俄、中外交上的“独立行事”，以及法国政坛对“戴高乐主义”的痴迷，就会知道批评马克龙固然是西方政治的现实需要，但却无法让法国改弦更张。

　　世界沧海桑田，戴高乐主义仍是法国的梦想

　　这一次马克龙说不再当美国跟班，不少评论者都讥讽马克龙既无戴高乐的威望及才能，国际社会也不具备“戴高乐主义”存世的时代条件，因此空有跟随戴高乐脚步的梦想。这一讥讽虽然挖苦，但至少是目前的现实。不过据此认为法国会放弃戴高乐主义，那却是万不可能。

　　夏尔·戴高乐在法国政治史上的地位，在二战之后的历任法国总统当中无出其右。所谓“戴高乐主义”（法语：Gaullisme）就是他提出的一种法国自主外交政策原则。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发展，戴高乐主义的表述会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却非常鲜明：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外交、军事，还是经济和文化政策，都须由法国独立决定。不论国际政治和军事组织（特指联合国和北约），还是超级大国（特指美国），都不要指望法国能成为其“附庸”。一切决策和行动都要符合法国的实际，以服务法国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法国的安全和外交政策一直深深烙有戴高乐“独立法国”理念的印记。该政策大致上由法国政府遵循了半世纪以上，直到2011年后尼古拉·萨科齐任内开始有所改变。 但这一举动也间接造成了中东恐怖主义蔓延至欧洲和巴黎的恐怖攻击，引起学界不少人重新开始探讨回归戴高乐主义的必要性。

　　从川普当政，在联合国陆续退群之后，法国开始重拾戴高乐主义，提出“欧洲战略自主”的说法。拜登入主白宫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盟友宣示“美国回来了”，但法国并未将戴高乐主义收入箧中，马克龙用各种方式表示法国外交的独立自主。

　　对华对台政策：戴高乐主义的一颗硕果

　　马克龙对台湾问题的表态，并非他一时兴起口无遮拦。如今世界各国奉行的“一个中国，但与台湾保持非外交关系”这一模式的开创者就是戴高乐。

　　多数中国青年包括世界只知基辛格秘密访华开启的美国破冰之旅，是西方与中国重新建交的开始，不知法国的破冰之旅比美国早了将近十年。1958年，法国成立第五共和国，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十分重视加强同中国的关系。1963年10月21日-11月4日，戴高乐总统授权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Jean Faure）携带他的亲笔信前往中国，代表他与中国领导人商谈两国关系问题。这位律师出身、熟悉国际法，曾两度任法国总理的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曾于1957年访问过中国，与中国领导人有过交往。这次作为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来华，受命与中国领导人就建交问题谈判，被要求取得圆满成果。富尔说，法国一开始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因而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如果中国愿意同法国谈判建交，法国将不管别的国家的意见，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访华期间，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分别接见富尔，总理周恩来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与富尔进行了多次会谈。最后双方就中法建交方案达成协议。

　　台湾问题是两国建交的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富尔提出，戴高乐总统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法国准备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希望中国不要坚持法国先主动同台湾断交。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同意法国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断交的方案。此后，经过双方代表在瑞士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两国终于在1964年1月27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富尔为保密花费的心思一点不比后来的基辛格差。除去公开对外宣布访问纯系“私人性质”，还特意在访问中国之前和之后加访了柬埔寨和印度。因此，中法宣布建交时，举世震惊。1971年基辛格受命秘密访华，几乎复制了当年富尔受命秘密访华的全版本，只因美国世界地位远高于法国，效应完全不同。

　　万事有因果，了解法国在戴高乐时期与中国建交始末，就不会对马克龙此番发言感到震惊。

　　马克龙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旗鼓相当

　　围绕着马克龙访华前后的发言，欧洲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的讨论——但从深层原因来看，不如说“欧洲战略自主”才是这场大辩论的真正主题。

　　马克龙的批评者有不少，德国政客有人痛批马克龙“孤立了自己、削弱了欧洲”；立陶宛等国有政客甚至批评马克龙“丧失了一个欧洲领导人的身份”。波兰总理4月11日前往美国访问，临行前针锋相对地宣称，与美国结盟才是保障欧洲安全的“绝对根基”。

　　法国本身就有两种意见，法籍欧洲议会议员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el Glucksmann）认为，马克龙在Politico 、法国国内新闻台(France Inter)和《回声报》上的言论将“持续影响法国在欧洲的信誉”。但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与数字主权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在4月11日接受“法国欧洲第一电台”采访时力挺马克龙，称马克龙上述主张“就像他自2017年以来所做的那样要求欧洲独立和主权，是绝对正确的”。他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欧洲不能“陷入一种阵营对抗的逻辑”，不能“成为美国或中国的追随者”。前法国驻美大使阿罗德发推文表示：“马克龙又一次激怒了大家，因为他敢于大声说出每个欧洲人（和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但不敢大声说出来的话。他怎么敢说出这些令人不安的真相呢？”

　　但不少国家默默站到了马克龙一边，4月11日，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al EU报道，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明确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不会像马克龙那样说话……（但）我认为，实际上有相当多的人真的像马克龙那样想”，他还表示，事实上，马克龙在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中并没有被孤立，他的观点反映了欧洲领导人日益转变的趋势。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顾问巴拉兹也力挺马克龙，并大声呼吁：“欧洲，现在是时候醒醒了！”

　　做个小结，那就是：从法国内部来看，马克龙本轮围绕对华政策进而提出欧洲战略自主、“第三极”的发言，是戴高乐主义的继续。法国政界与政治学界认为，戴高乐主义是戴高乐通过政治思考和作为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奠基人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从二战以后的历史来看，法国之所以能够以二流国力发挥世界性大国作用，“购二等票坐头等车”，完全得益于戴高乐主义。这次马克龙高调表达法国外交将要战略自主，只是选错了地点——在北京与习近平会谈之时而非在巴黎的爱丽舍宫；选错了时机——在俄乌战争陷入僵持，北约诸成员国都陷入焦躁状态，不知如何才能体面结束这场战争，他说这番话，很容易被北约成员国做为批评标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