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党刊《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辩证看待“人走茶凉”》搅动政情。稍后不久，多家体制内媒体都加入到同一阵营之中。对中国政治比较了解者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指向明确的检讨、批判“老人政治”现象的行动。其原因在于，从毛泽东的“老而不退”到江泽民被指的“退而不休”，都是一定程度的“老人政治”。
其实，不论是历史还是现今，“老人政治”或是“老人干政”都可看作是换届和权力交接层面的问题。而吸取毛泽东教训的邓小平所致力于建成的“领导人退休制度”，其实是对以往几千年中国政治症结的一次跨跃和革命。提出“历史的终结”的政论者弗朗西斯·福山，对中国政治里的所谓“坏皇帝”现象一直揪住不放，而中共的集体领导和“领导人退休制度”，其实正是针对于这一问题，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毛邓江均涉“老人政治”
不得不说，“老人干政”是中共政坛长久以来的一大顽疾。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邓小平，胡锦涛任期内的江泽民，都是当时的“政治老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过“老人干政”之举。媒体对各个时期“老人干政”现象有过辩证分析，需要对不同时期、不同“干政”者、不同的“干政”做法进行具体的评判。
只是因为在胡锦涛任期里，当时的“老人”过多的干政做法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影响，“老人干政”现象亦因之遭到近乎“一边倒”的反感和批判。其实，如果跳出这些个例来看“老人干政”现象，或许会得到不一样的观察。可以发现，这些“老人干政”之举，多发生在执政团队换届时期。之所以干政，或许正是权力交接不顺畅、不成熟、不规范所导致。
在毛泽东绝对执政的时代，可以视为“老人干政”的时代，也可理解为换届和权力交接没有完成的表现。本来是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林彪，或许还有邓小平等人或团队被悉数打倒，其换届过程一次又一次中断。只有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才最终实现了权力转移。此种结果，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中国古代皇位继承体制。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时代的换届和交接，也难称顺畅。其间也发生了胡耀邦、赵紫阳两届领导班子被否定的情况。但其进步之处在于，其表现方式并没有毛泽东时代那般残酷激烈，而且在邓小平在世之时完成了向江泽民一代的换届交接。
再之后，由江泽民到胡锦涛也出现了变数。一方面，江泽民确实是将名义上的党政军大权交给胡锦涛；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人看来，江泽民的“干政”行为横跨了胡锦涛整个任期。甚至是在习近平执政之后，江泽民的“干政”之举也有过些许表现。
相比之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可谓最顺畅的一次。虽然江泽民仍有相当的存在感，但胡锦涛在其执政后期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领导权。尽管如此，胡锦涛选择“裸退”的方式，把党政军大权一次性交予继任者习近平。后者随之迅速完成了权力的整合，在反腐、改革层面实现巨大突破。对此，已退居幕后的胡锦涛也功不可没。毕竟，对比先前“老人干政”所造成的权力紊乱、政令不行局面，胡锦涛的“无为”也是一种帮助。
邓小平的“自我革命”
事实上，“老人干政”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政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在现今时政中，“老人干政”有着十分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有着正负两方面的观察和评价视角。在历史上，它主要表现为“顾命摄政”“垂帘听政”的形式；在现今，它又表现为从毛泽东的“老而不退”到江泽民的“退而不休”的方式。其实，不论是历史还是现今，“老人干政”都可看作是换届和权力交接层面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情况下，皇帝去世才退位，如果新君年幼，尚不具备治国理政能力，往往就会使用“顾命摄政”或“垂帘听政”的高层权力机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权力继承和换届交接的形式存在较大隐患，不能保证继位者的素质能力，而且这种依照血缘继承的方式也是不公正的。对于这时的“老人干政”，一方面保障了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却又经常导致“政变”等政治危机。
嫡长子继承制是一个能够尽量避免政局动荡，保持政治稳定和持续的方法，这是其积极作用。但是，其权力换届交接始终存在重大的问题和隐患，这是几千年来都没有最终解决的一个难题。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答案或许就是吸取毛泽东教训的邓小平所致力于建成的“领导人退休制度”。
首先需要认识到，从从旧权威旧核心到新权威新核心的转移，是一项浩大、艰难的工程，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治文明的一项衡量标准。因为这涉及到人事和制度层面的大范围推倒和重建，有时为了在官场塑造权威和服从意识，还需要在思想舆论层面进行某种方式的操作。而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高层权力失序、混乱甚至是斗争，继而对国家制度和治理造成伤害。如果无法形成制度性保障，每轮到一次换届交接时，都将直面一次这样的政治危机。
邓小平谋求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或许正是抓住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这一症结，以此来避免毛泽东式人物的重现，实现中国政治的历史性跨跃。显然，此举并非易事，也不是邓小平一人能够完全扭转的。邓小平将江泽民推立为“领导核心”，并且接受了江泽民在实际层面确立自己“核心”地位时对邓小平原有政坛势力的排斥做法。但在邓小平离世后，“老人干政”卷土重来，新生的“领导人退休制度”遭遇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在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换届交接时，“领导人退休制度”再次得到了较为理想的实现。这是胡锦涛值得大书特书之处。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的“领导人退休制度”最终得以实现？这可能有至少三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国民的政治意识的集体进步；二是政治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美；三是中共作为一个集体，在治国理政层面经验、进步、习惯的传承、积累，以及对“开历史倒车”行为现象的约束。
长期为西方民主体制背书并提出“历史的终结”的政论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对中西政治体制有了新的思考，尤其是对中国政治更趋理性客观，然而却仍然揪出所谓“坏皇帝”现象不放。他认为，中国政府一直无法解决的是历史上被称为“坏皇帝”的问题。其实，自毛泽东以降，深受其害的中国在解决“坏皇帝”问题上一直有针对性的调整进步，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强化是一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领导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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