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华国锋命运 江泽民手上有两大法宝

　　通过收买在党外扩大统治基础，通过权术在党内巩固权力基础，这似乎是江泽民成功地避免华国锋下场的“两大法宝”。本文摘自2002年7月22日BBC中文网，作者魏城，原题为《江泽民十三年的“遗产”》。

　　“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刘宾雁曾经预言中共不出两年就会倒台。如今，坐在美国乡野小镇的家中，流亡海外已有十五载的刘宾雁在袅袅上升的香烟烟雾中，这样反思自己当年的预言：

　　我们，不是我一个人，相当多的人，在六四以后对中国形势的估计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没有料到江泽民会稳稳当当地执政十三年。当时我们以为天安门运动的势头还会继续，想不到九二年邓小平改变了战略，用经济利益来诱使中国人忘掉政治。这十三年来，也就是因为大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些好处，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确实有了很快速的增长，大家对现状也就接受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合作，中国人和共产党合作了。九二年以后，我们对形势仍然估计不足，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把江泽民的社会基础估计过低了。

　　江泽民不是华国锋

　　确实，1989年“六四”后江泽民“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中国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华国锋似的过渡性政治人物。然而，十三年后，人们却在猜测江泽民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会不会交出总书记这个职务，为所谓的“第四代”的顺利接班铺路。

　　那么，江泽民稳坐权位、中共也没有像苏联、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那样丧失政权的原因是什么呢？目前在中国的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

　　江泽民执政时期在政治上的相对安定是靠经济上的让步换来的。换句话说，在这十三年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部分，包括经济思想、经济制度等，都放弃得差不多了，正是因为在经济上开了一个口子，所以政治上才能按照原样维持下去。

　　对刘宾雁所指出的江泽民社会基础不断扩大这一现象，研究社会学的学者龚小夏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

　　江泽民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重新分层是按照新的经济模式来分层的。就拿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从九二南巡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而中国政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有很大的改变，例如给所有的教师提了很多很多的工资，现在就连中学教师如今也成了高薪阶层，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机会进入国家的管理机构，也有更多的机会发财，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就成了国家统治阶级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这样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从整体来说失去了批判功能。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认为，在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中，江泽民也颇为擅长权术：

　　江泽民一上台的时候，我们在外面认为，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领导人，因为他没有什么权力基础，但后来他却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九二年搞掉了‘杨家将’，九五年以反腐败为名搞掉了陈希同，九七年乔石又被迫下台，而且，元老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的权力也非常巩固，变成了一个最有权的人物。江泽民巩固他的权力对中共政权的制度化有一定的用处，消除了像过去那样的戏剧性的变化。

　　看来，通过收买在党外扩大统治基础，通过权术在党内巩固权力基础，这似乎是江泽民成功地避免了华国锋下场的“两大法宝”。

　　江泽民有没有触及政改？

　　那么，如今人们又是如何评估江泽民在这十三年中的施政表现呢？

　　曾经担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彤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界，把这十三年分为之前的三年和之后的十年：

　　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全面倒退的过程，政治上倒退，经济上倒退，因此，才有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并没有扭转政治上倒退的趋势，但是它确实促进了经济上继续沿着1979年以来的改革过程、改革方向前进。

　　同样在中共高层工作过的吴稼祥用形象化的语言比较了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的异同：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是拆除这个国家旧的建筑、建立新的大厦的时代的话，江泽民时代就是进行内部装修的时代。

　　当然，吴稼祥所说的内部装修指的是经济改革。接着，他进一步分析了邓时代和江时代的特点：

　　邓小平是在全国人民都认为不可干的事情上、至少是共产党领导阶层里面非常多的人认为不可干的事情上，他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比如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执政的时候，改革开放是大多数党员思想上还没有通的事，而江泽民呢，是在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认为应该干的事情上，他却没有干，这就是政治改革这件事情。

　　但在美国的华裔自由撰稿人高新却认为，外界评论中国事务时所说的政治改革与中共自己所说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一回事儿，前者指的是允许自由选举、多党竞争，后者指的则是共产党内部的机制完善：

　　如果我们指的是外界所说的、尤其是民运人士所说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耀邦、赵紫阳、一直到后来的江泽民，他们确实从来没有动过，也没想过动，但是，如果我们指的是中共自己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江泽民刚刚上台时，确实是停止了，而且，如果比较一下中共十四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还有向回退缩的迹象，但是，我们再往后看，当江泽民不再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而是笼统地使用‘政治改革’这个词汇时，我们就会发现，江泽民在共产党内的政治改革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三个代表’的提出。我认为，‘三个代表’的提出，实际上，是在为共产党的进一步转型进行理论上的准备。

　　三个代表：两种可能

　　许多学者认为，“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向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转型。但是，曾经写了一本名为《江泽民的遗产》的书、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郑永年认为：

　　‘三个代表’，往哪个方向转型？我觉得，既可以往民主的方向转，也可以往继续保持它的专制的方向转。如果中共把各个阶级都吸纳到党内，但共产党怎么代表他们的利益呢？首先要有一个利益表达机制，如果你光强调说我代表你的利益，但不让你表达，那这也是一种专制的做法，是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就是说，我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但实际上工人农民的利益它根本没代表，因为工人农民没有利益代表机制。

　　刘宾雁也承认，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是想继续扩大中共的统治基础，但他指出：

　　实质上，我认为，假如想把这个党变得更好一点，在中国有更大的合法性，首先要扩大党内民主，因为旗号、名义这些东西并不重要，我认为，这十三年下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共党内的民主并没有扩大，反而在继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