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十多年来，总是不时有与他相关的消息出现，即使是一件非常细微的捕风捉影之事，也往往会引起强烈聚焦和联想。比如在11月10日，上海“首虎”艾宝俊被查，19日陆媒盘点江泽民堂妹《江泽慧的10个头衔》，20日上海市纪委进驻市内“联合投资”等12家单位，都在舆论场中引发波澜，江泽民也都被牵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对江泽民的分析和猜测整体上呈现较为负面，甚至是“一边倒”的倾向。然而，这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显然是有失平衡的。也可以认为，江泽民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污名化”。
自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上位起，其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持续了约20年时间，当下中国各方面呈现的状态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江泽民的印迹。如果聚焦于政治层面，由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和隐患，特别是大范围深层次的腐败、党政军内的“山头主义”、卖官鬻爵的弄权现象，“八项规定”所针对的“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或者是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中共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作为重要领导人的江泽民不可避免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中共十八大后，新执政团队致力于解决这些严峻问题，并且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不过与此同时，也将本来被遮掩的问题更清晰全面地揭示于众。江泽民被外界归结为主要原因。尽管如此，由于官方的管控，对江泽民的批评受到限制。民间转而出现了调侃江泽民的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江泽民执政时期的不拘礼节和任性而为的习惯。
国际舆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约在一个月前，《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将中国民间出现的这种风气命名为“膜蛤文化”，引用了很多语带调侃的分析评论。同一天，该报还在网站发布了几张图，戏称“长者”传奇。有观察者认为，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堪为美方一股较为积极的参与力量的《纽约时报》此文带有一些意识形态动机。
不论如何，舆论近乎一边倒对江泽民持负面态度确实是现实情况。然而，作为一个曾经长期主政中国的政治人物，对江泽民的评价不应局限于特定的立场，而且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而外界舆论的负面态度对江泽民其实是有着“污名化”的倾向。
整体来看，尽管在执政初期曾有一段时期向左的摇摆，但在延续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这一大方向上，江泽民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江泽民在搁置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深层改革的背景下，对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对军队改革的现代化，对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遵行，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持续发展，并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物质基础和势能。由此就更不能低估江泽民对中共执政党，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力。
事实上，如今江泽民的处境比较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去世的毛泽东。当然，两人的身份和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文革”对中国的严重破坏，包括中共内部也存在着强烈的否定毛泽东的倾向和情绪。但邓小平一代核心领导人并没有完全顺从主流舆论，并且对毛泽东做出了相对客观一些的定位评价。当下的江泽民也面临这样的局面。
习近平在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此语适用于毛泽东，也适用于江泽民。
江泽民与毛泽东不同的一点是，在其在世之时，他曾经的执政失误与过错就要被修改，因此需要直面外界的指责与否定。这是一种比较尴尬的情景。在“老人政治”已难奏效，或者说是不利于新执政者施政的“老人政治”已难奏效的情况下，江泽民只得尽量为后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他去世之前，还能够做出一些自我补救的行为，为执政党做出新的贡献，这也是江泽民与毛泽东的另一点不同。 (麦垛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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