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面对来势汹汹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中国不必过于恐惧其消极影响，但须通过此轮贸易战认清楚特朗普政府的行事作风和战略本质，避免战略误判。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摈弃以往将特朗普简单抽象成商人的思维。
千年来，自汉武帝之后奉儒家学说为正统学说的中华文明一直将商人视为“士农工商”的最末等级别，因为商人通过贸易而非通过生产积累财富的方式不仅与农耕文明看重的农业劳作有所不符，而且商人看重利润的思维模式与儒家“重义轻利”的哲学价值观背道而驰。
《论语》有云，“孔子罕言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孟子亦有云：“何必曰利，仁义而已。”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商人存在偏见，而随着宋明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儒家思想在后期趋于古板，过度拘泥于封建礼教，对于商人的偏见也进一步加深，“无商不奸”的观念至今仍在影响中国文化对于商人的态度。因此很多人误认为特朗普因为自己的商人身份就会在核心问题上对中国让步，会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当做一项买卖来待价而沽。
事实上，美国文化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而言是受到海洋文明和商业文明思维主导的，与五千年来以大陆文明和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有着显著的不同。两种文明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两种文明看待商人的不同态度上。在美国文化中，商人的形象并不是儒家文化中描绘的那个为富不仁的可憎形象，而是以一个有能力的劳动者的模样出现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提出“新教徒的伦理”（Protestant
Ethics）这一概念。韦伯认为，新教信徒存在一种“自我负罪感”（Self-Guilt），因此这一负罪感使得新教社会的价值观极其重视努力工作，并根据加尔文主义的理论认为一个人在现世中的财富与成功是其被上帝选中的体现。
因此，在新教社会中，财富的积累并不被当做是一件邪恶而可耻的事情。这一价值观在美国文化中体现地淋漓尽致，美国文化并不像中国文化一样对于商人的“唯利是图”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因此商人参政在美国经常出现。
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和哈蒙·奇格勒在《美国民主的讽刺》一书中指出，美国政治从始至终都离不开精英与金钱的控制。从建国开始，出席立宪会议的就是“土地占有者、大商人和进口商、金融家、放贷者、土地和不动产投资家以及公债和证券持有者”。美国商业精英对于政治的把持可见一斑。
从美国国父华盛顿开始，麦迪逊、杰克逊、泰勒、约翰逊等多位总统都有丰富的从商经历和大笔财富，而罗斯福、肯尼迪等数位总统虽本人缺乏丰富的从商经历但是出身于著名的商业家族，特朗普并非美国的首位商人总统。
虽然大财阀和利益团体在美国外交战略方面的影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时甚至可以推动战争决定（比如伊拉克战争），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美国历史上的商人总统因一己之私出卖过国家利益，美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商人总统以商业交易的方式放弃美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核心利益的例子。因此，期盼特朗普成为这样一个商人总统是极其不现实的。
事实上，从特朗普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定、对于伊朗核协议的背弃、对于印太“民主国家”间战略合作的支持、以及近期因传教士问题经济制裁土耳其等政策中已经可以看出，特朗普的决策风格绝不是唯利是图，而是深受宗教、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商人传统，创造了“儒商”这一独特的商人类别。受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影响，“和气生财”成为了中国商人文化中的核心思维。当特朗普在贸易战问题上反复无常并多次威胁中国之后，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现出一种困惑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对于特朗普不遵循“和气生财”原则产生的不理解。
事实上，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大资产阶级并没有“和气生财”的传统，而是具备丰富的斗争经验。如果说儒家思想和重农抑商的中国社会孕育了和气生财的儒商，那么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则创造了习惯于剥削、讹诈、斗争的美国资本家。
从竞选开始，特朗普一次次采用激烈甚至粗俗的方式挑起矛盾，而矛盾越大，结果反而越有利于他，使他在争吵声中登上了总统宝座。在特朗普与欧盟、墨西哥、加拿大、甚至非洲小国的贸易谈判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讹诈的行为，特朗普将讹诈与施压当做了其贸易谈判的核心手段。
我们应充分意识到特朗普的对华发难绝不是其头脑发热的一时之举，而是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因此，在面对来势汹汹的2000亿美元关税时，我们不应恐慌，须摈弃任何以经济利益让步来“贿赂”特朗普的思维模式，并且对于特朗普善于挑起矛盾、善于讹诈和施压的谈判策略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避免在谈判过程中被其敲诈勒索，避免战略误判。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