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如何施放执政理念的信号弹？

　　中共第5代领导核心习近平在十八大后同时接任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随后展开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权力交接，并在高层会议上接连发出“我们要警醒”的危机论。外界也纷纷借助些许端倪继续猜测习近平真正的执政思路会是什么。胡锦涛在200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仅20天后,第一站便来到了中共执政的起点——西柏坡。胡锦涛不仅在此重温了西柏坡精神，更告诫说，当年的考试还在继续。他还着重提到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西柏坡之行引发了广泛而持续的关注，海内外舆论普遍将此解读为胡锦涛执政色彩极具符号性的行为。

　　那么习近平成为中共领导人后，是否会效仿当年的胡锦涛，其在国内出行的第一站会在哪里，会提出什么样的言论来标注他的执政色彩等等疑问，都被外界所瞩目。多维新闻就此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如果习近平效仿胡锦涛，很可能会把带有极具政治色彩的第一站选在中共革命的摇篮——延安，而西柏坡或遵义的可能性也存在。

　　当然，越是上层的政治领袖大都不会盲从模仿前任，会用自己的方式彰显从政之路，拉开与前任领导人的距离。此外，由于当年胡锦涛的西柏坡执行造成了后来的“红色回潮”热，而薄熙来利用去“发扬光大”掀起了政治事件，因此习近平很可能不再去某个“红色根据地”让外界去“仿效、发扬”。习近平政治风格是务实的，他很可能很好做一些政治口号式的宣扬，再加上他执政的强势与果敢，因此已开始被外界期许为“年轻版邓小平”。这一切似乎都决定这他很可能不会将自己的“信号弹”放在某个政治色彩鲜明的革命象征地。反而更有可能直接实地民生调研与百姓打成一片，借助某个重大事件阐述理念，再或边干边释，以实际行动来向民众展现。

　　西柏坡赋予的社会主义理念

　　习近平会亦步亦随前往西柏坡吗?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但透过习近平的一些政治理念，又不能完全排除他去西柏坡的可能。

　　河北省的西柏坡在中共历史上名列“圣地”，被称为中国五大红色圣地之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此指挥了三大战役,并为“坐江山”作了政治思想上的动员和准备,对全党做出了警醒和告诫——“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被认为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毛泽东告别西柏坡半个世纪后，就任中共总书记仅20天的胡锦涛就来到西柏坡进行调研。胡锦涛公开对外界讲：“毛泽东同志当年离开西柏坡去北京时，说是进京赶考。我们这次来西柏坡，是来‘上学’的，是来向西柏坡人民学习的!”在这里，胡锦涛来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即后来外界普遍所称的“新三民主义”。

　　与胡锦涛相比，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更加笃信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他就曾强调“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习近平还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

　　他在2011年指导出版《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中，强化了“毛泽东思想”。在2012年7月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强调，中共取的进步，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思想的结果。

　　习近平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念，与他独特的成长经历密切关联。众所周知，习近平出身于“红二代”，父亲习仲勋为中共元老，被不少中共党内人士称之为“正宗左派”的社会主义者。虽在“文革”时期曾遭迫害，但后来恢复权力担任了副总理。习近平曾说，父亲经常会让孩子们站成一列进行一场训话，鼓舞革命精神。而习仲勋遭迫害并没有动摇习近平的信念，为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习近平分别写了8次和10次申请书。“红二代”的出身和经历的苦难煎熬，铸就了习近平的政治理念。

　　如上说述，作为坚守社会主义理念的中共新的领导人，他“替代”父辈们上坐上江山，他的执政之路刚刚开始，大考更在后面，“两个务必”同样是他治党、治国要时常警醒的，因此习近平效仿胡锦涛再次踏上这个中共走向执掌国家权柄的地方，意义更加深厚，“寻求社会主义真正内涵”的政治理念也更为彰显。

　　遵义代表的革命转折意义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被中共誉为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每当遭遇重大危机，中共便会拿出遵义会议谈古喻今。因此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之为它的另一场遵义会议，浑浊的中国由此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当前中国的现实是，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果，可危机四伏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中共十八大已落幕，腐败不除将致“亡党亡国”的警讯出现在前后两任中共总书记的讲话中，引发高度瞩目。执掌中共领导权后，习近平在第一次高层会议上直截了当的语气来揭露党内腐败现象，指出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他甚至还借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来比喻当前的腐败问题。这显示了他正在直面迎战“亡党亡国”的危机局面。

　　谈到遵义会议的成功经验，中共体系内的高级幕僚认为，会议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独立自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

　　“毫无疑问，遵义会议之所以取得成功，它的那些经验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有指导性作用的。比如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极其重要。”

　　习近平在15日与媒体的见面会上也谈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他在今年3月1日的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礼上，以党校校长身份说出重话，“对那些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这是长期以来，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提出清党，并且态度坚决。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中共党员队伍存在诸多腐蠹不堪的人，影响了中共形象和发展。清党可谓是中共的一场自我救赎，十分必要。

　　在遵义会议过去78周年之际，在中共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下，习近平如果选择遵义作为其“定调之旅” 不是没有可能，具有重要的标杆意义也非常重大，以显示其勇于面对危机，狠抓党建，清理中共党员队伍的决心。

　　延安是“为人民服务”最好的注脚

　　习近平15日上任伊始，面对全球记者发表了被视为是他“就职演说”的首次公开讲话。习近平的此次讲话没有提到大的政治口号，使用语言非常平实和通俗，用到最多的词汇就是“人民”， 他形容“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并先后两次表示，中国共产党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他还强调“改革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共奋斗的目标。

　　中共在革命胜利后，始终面临着如何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这一直是体制内外议论的焦点所在。此番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党校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服务型”执政党的定位尤为关键，这是由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党建的雏形，也预示着中共执政理念和方式的嬗变。而“服务型”政党对应的正是“为人民服务”。

　　延安，作为今天人们重新寻访毛泽东思想功绩线路上的必经地之一，对中共而言是一个最具特殊象征意义的地方。因为在窑洞中经历的十余年岁月，打造出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站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故居前，人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正在想象毛当年远眺的情形。为了给这一时期定性，中国正统的政治术语称之为“延安精神”，旨在弘扬那个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受古代“以民为本”思想的影响提出的。自从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纪念张恩德的文章《为人民服务》以来，“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表明其价值观的主要命题。

　　而且，作为当年的知青，习近平曾经在延安的梁家河村插队7年。他和当地的农民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团子”(即玉米面窝头)，7年的时间里，习近平从一个16岁少年、“城里的孩子”，到远离北京千里之外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农村，经过一步步磨练，成为样样农活精通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在自述中说，“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

　　因此，不论中共如何治党，整治腐败;还是选择在中国建立何种价值体系，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始终是第一位的。习近平目前释放出的执政信号无疑是指向了人民的福祉。重拾中共建立之初“救国救民”的理念，也是中共解决当前信任危机最重大的政治课题。

　　除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外，延安精神所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无不都是中共最为核心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共当今继续深入进行改革开放的思想源泉。

　　按照官方一直宣扬的那样，中国实践表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因此，基于以上的历史和现实，如果要寻找一个习近平施政理念最为合适的“根据地”，延安是再适合不过的政治地标了。

　　用“无为而治”展现执政理念

　　当前的中国社会迫切需求政治层面的改革，社会治理的革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等，而这一切就是习近平多次提到“挑战”二字，和所说的重大责任，对民族的责任。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现况既不像穷困潦倒的旧苏联，也不像政治改革和频繁选举把人人都弄得像热锅上蚂蚁的日本。民主氛围的改善，民生人权的继续改善等虽然很有必要，但大规模盲目躁动式的改革不仅没有必要，还会将迄今为止的全部的经济改革的成果，国家安定等毁于一旦。

　　中国几千年的治国手段里，有一种叫“无为而治”的方法，即是在尊重自然与科学规律的基础上，顺势而为，但又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妄为。这是洞悉了社会历史的长远尺度的富有远虑的优化法，远比大震动式的“革命”方略更为妥贴。习近平在2007年被调任北京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前，曾有二十多年的地方管理经验。在浙江和福建当政期间他就已经被很多人认定为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习近平又不会去过多干涉所谓的“自由经济主义”，反而更多去引导。因此，浙江和福建在他任内，私营中小企业持续朝气蓬勃的发展。在政治方面，长期在浙江从事政治改革工作的李凡称，习近平“不像其他一些领导人，会阻拦着基层人大改革”。此前，浙江省曾默默从事许多政治改革的行动，诸如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开放基层人大换届等。习近平的这些做法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

　　执掌中共权杖后，习近平应会借鉴此前治理地方的手法，注重的是全局的总体谋划与引导，而不去干涉更多的管理细节。外界分析习近平，大都认为他执政期间着重点在于对意识形态领进行大范围的变革，修正中共传统意识形态那些陈腐落伍的思维方式，为深化改革开放奠定新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基础，而具体工作会由李克强去主抓。因此，习近平要展示自己的政治与执政理念不是单凭在某个地方发表1次甚至几次政治口号与主张就能全部展现的，他更多需要的是顺势而为，逐步去调整和展现自己的意识形态。

　　世界上每一名真正的政治家都不会盲从于历史，他们都会把自己鲜明的政治风格标注在历史中。中国的政治人物也不例外。习近平执政理念的第一枪实际已经打响，就是在他就任中共总书记当天通过全球媒体向外界初露了治国方略。也有评论认为，记者会上的一番表述就是习近平治国总纲领，只是这种纲领脱离了政治口号与宣讲式的报道，用了更贴近民众的说辞来展现。此后就是在践行中，习近平会根据工作的铺展与需要，不断的具体化这种执政理念，而其中的人民、责任，治吏、反腐一定会成为他标注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