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体制分工逐渐明晰 三大改革核心初显

　　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结束对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的考察。从他首度亮相的亲民讲话、警告腐败终会亡党亡国，到参观《复兴之路》大谈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无一例外成为最惹人关注的焦点。

　　习近平继走“南巡路”，这是邓小平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后，南巡的2.0版，被媒体普遍解读为将继续推进中国下一个30年的新的改革开放。而他在就职演说中谈到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在广东考察又深入走访民众，表明消除两极分化，将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一大方向。

　　由此可见，中共高层在改革方面已经达成共识，改革的领导格局已经非常清晰。多维新闻从中共高层多条消息渠道获悉，“习李体制”的分工已经逐步清晰，即习近平总抓改革，尤其是在政治改革与意识形态方面改革；明年3月接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主抓经济领域与社会管理等的改革。目前，李克强本人谈改革的力度和深度被高层认为实属罕见。他不但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而且在改革方向、改革方法上，也具有深入到位的认识。

　　李克强担任副总理以来，主要分管发展改革、物价、财政、统计等关乎宏调大局的工作，其中发展改革方面重点分管医疗改革。因此，这位中国未来经济掌舵人的施政思路已非常清晰，推行改革，改善民生、环境改善和推进城镇化将是李克强的重点投入方向，他的“新经济”发展政策逐渐清晰。

　　“改革红利”要防新利益集团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句话近来成为各大媒体的焦点。这是李克强在十八大后首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被外界普通认为明确释放了深化改革的信号。他在会上唿吁加快改革步伐，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更大限度地借用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并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中国“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

　　今年中国将出现10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第三季度增幅已降至7.4%。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其它机构警告，中国需要展开新的改革，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停滞。许多投资者担忧，若不推进改革以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控，中国的增长可能以更大幅度减速。

　　从李克强的改革思路看，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中国当前发展遇到的诸多瓶颈问题。但是这个观点，也受到很多抨击。有分析人士认为，“改革红利是中国最大红利”的判断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但前提条件是，“改革”得以顺畅推动。毋庸讳言，既得利益层是改革的必然障碍。也就是说，既得利益层的不断强化，必然会给宏观经济社会带来“负红利”，这是不得不纳入思考范围的。

　　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而围绕政府改革以及国企改革为核心的存量改革变得异常困难甚至有半途而废的危险。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着低成本增长模式难以维持、出口发动机减速、消费马车尚未启动、投资驱动型经济走到尽头等困境，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对改革红利提出更大要求。但同时要尽量防止新的利益集团形成。

　　对于改革红利如何体现出最大效益，李克强近期讲话明确表达了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所谓增量改革，指改革初期，中国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采取一些修补的办法维持国有经济运转，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国有经济方面，寻找新的生长点。

　　对此经济学界也承认，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

　　按照吴敬琏等经济学家的理解，改革初期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线的增量改革，表面上看为决策层的无奈之举，实则有更深远的考虑。因为改革之初，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国企改革陷入困境，邓小平“不得不把改革的重点从城市的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伴随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领域的经济才逐渐发展起来。

　　“顶层设计”重点在选好突破口

　　除此之外，中共新班底亮相后，一个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正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其在工程学中的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顶层设计”被引入改革领域后，在中共会议文件中进一步被强调。其核心理念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必须进行整体谋划，除了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等领域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等改革以外，还应该特别注意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以及深化政府自身的改革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实际就是对未来中国改革的整体谋划，也是从民众的最高利益出发，站在国家的层面，对制约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全局性、关键性问题进行顶层判断，提出解决的整体思路和框架，以此作为规范各类具体改革的标杆，作为制定具体改革政策的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事实上，中国很多成熟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都是从一个小地方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是从深圳开始的。现在，中国一些地方也在很多重要的改革议题上进行试验，比如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温州金融改革还有今年年初的营改增税制改革，但是，光有这些改革和试点并不够，中国还有更多领域需要改革，还可以在更多地方进行试点，试点创新就成为顶层设计理论与实践的“排头兵”。

　　无论是从现行的经济政策目标来看，还是从新上任的领导人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方式来看，如何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健性可能是首要的任务。而要做到这点，新领导班子上任后就得对现行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政策存在的弊端进行整顿，这也是顶层设计的而一个重要体现，而首要的突破口应是中国城镇化的进一步改革开放。

　　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政者，在中共十八大刚刚结束后的不到1个月时间里，李克强就城镇化发展问题，四次高密度地发表意见。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把城镇化作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隐含了他多年来的执政“梦想”。李克强会见美前财政部长鲍尔森时指出，“未来中国会越来越开放，我们扩大内需、激发城镇化潜力乃至发展各项事业”。可以看出，“习李体制 ”目前着力在战略选择和在改革重点把握上进行宏观谋略布局，“消灭”农民推动城镇化成为中共新领导层宏观把控的重要一个棋子。

　　“改革开放”更要转向对内开放

　　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面临无比复杂的局面，能否临乱不乱、快刀斩乱麻，至关重要。

　　吴敬琏先生告诫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邓小平早在1993年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就忧虑地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诚然，改革既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也会带来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面对今日之局面，不改革的危险远大于改革的风险。李克强说，“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这句话，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近十多年的发展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的确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地方政府“公司化”，陷入GDP崇拜综合症不能自拔，法治不断给经济发展让路，导致日趋严重的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

　　中国目前正设法通过促进国内消费、加强节约资源等措施，引导经济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增长轨道。正如李克强所说，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众多人士在时也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应该是相当清楚中国得了什么“病症”，但是他们能否找到根治方法，又能根治多少才是最大的看点。习近平的南巡和李克强反复强调的改革论，其着力点并不在于“改革开放”，而在于改革开放不再单纯的发展经济，对外开放；更是对内的改革开放和综合协调的发展。对于“习李体制”而言，既然选择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去解决大量的问题，必然在推进过程中出现巨大的阻力，甚至犯下尚难以预期的错误。但面对这些，需要有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胸怀。唯有大胆的实干，复兴之路才不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