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全国两会的日益推进，中国政坛新一轮高层人事变动也正在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北京时间3月15日，现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正式接替曹建明成为中国最高法院院长，意味着曾被认为是“团派干将”、第六代领导层的周强继2012年未能进入政治局后，再次“失意”。虽然调入中央，成为副国级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但是失去地方大员的名号，级别提高但是“大权旁落”。以他的年龄，极有可能在此位置上做满两届，随后进入人大或政协，因此其未来仕途并不被看好。
出身法律系统
1960年出生的周强是现任各省委书记中唯一拥有法律学位的，毕业于有“法律界黄埔军校”之称的重庆西南政法大学，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获法学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司法部工作，开始从政之路。此后，历任司法部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规处干部、主任科员，法规司法律法规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93年曾短暂在深圳市司法局挂职，担任局长助理；6个月后回到司法部机关，出任办公厅副主任、兼部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时任部长肖扬的秘书，为日后政坛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两年后，即升任法制司司长，时年35岁。
可以说，出身并非显贵的周强，是中共现任领导层中少有的在法律线上一步步升迁的干部，他对中国的法律和基层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而在日益强调“法治”的中国，这种经历无疑是周强执政的最大本钱之一。
1995年，周强被宣布任命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7年，升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年后，接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在这个职位上，周强罕见地做了近10年，他的前任李克强、接任者胡春华，目前一个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另一个则接掌广东，成为政治局委员，被认为是第六代层的“领袖人物”。而周强直至2006年才获得外放的机会，出任湖南省省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长。2010年，他接替张春贤成为湖南省委书记。在这个时候，外界仍然认为，此时的周强，与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等，被外界视为中共第六代领导层候选人，以至于“薄熙来事件”之后，周强将赴任重庆的传言喧嚣尘上。而内地政坛也曾传言，原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曾属意周强为隔代接班人，后因年龄问题（中共二十大时，周62岁，未必能做完第二届任期）被否决。
团派干将倡“法治湖南”
按照常理来说，同样作为中共第六代的储君和备胎人选，周强的顺位和唿声在初期是明显高过胡春华和孙正才的。但是现在的结果却是胡春华和孙正才都已成功上垒，周强不仅未能进入政治局，反而担任了最高法院院长这一在中国政坛并非太重要的职位，离中央决策层愈来愈远。
但是分析指出，在中国政坛，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上位，除了在党内的关系和高层扶持外，更是需要有政绩这个硬指标来作支撑，政绩一旦不佳就很难服众服人。在周强主掌湖南的这些年，湖南在经济上长期处于中国GDP三级梯队中的中下游位置上，其两极分化严重，虽然有三一重工这类大型企业，但是在2013年也是因为政府管理问题使得三一重工这个“纳税大户”北迁，作别长沙，让周强面子上极为“难堪”。
湖南既是农业大省又是三线工业聚集地，南下内迁的企业多，有些类似重庆，但重庆因为升级为直辖市，再加上“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其在中国经济版图和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薄熙来能凭借重庆这一方水土搞得风生水起的原因，而湖南就远远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此外，在中国目前社会矛盾日益增加、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的大背景下，要处理好这些事件，对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和处理危机能力要求很高，虽然法律出身的周强在上任伊始就提出“法治湖南”这个口号，但在实际行动上周的得分显然不高，尤其是“李旺阳事件”让其饱受抨击。李旺阳之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尤其是香港舆论更是抓住不放。周强为了应对舆论，代替公安机关过早表态并下结论。他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湖南是法治社会，有关调查依法进行。湖南公民没人对李旺阳死因提出任何质疑，李旺阳的家属、包括他的妹妹也表示接受警方调查结果。然而这番话不仅未让他脱困，反而使得香港媒体将批评的焦点放到了他自己身上，因此可以说，对李旺阳事件的处理暴露了周强的处理危机能力不足。这也折射出“共青团”出身的官员过于刻板、应变能力不强的缺点。
当然，正如当年薄熙来进入商务部后，仕途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再次主掌重庆，靠“唱红打黑”将西南一地搞得轰轰烈烈，虽然最后名败身“死”，但堪称中国政坛“咸鱼翻身，逆势而起”的典范案例。在这个情况下，年仅53岁的周强，此时主掌最高法院也并非表明其未来没有任何希望，毕竟在十九大时他也仅仅57岁，二十大时也不过62岁，尚在进入“七上八下”的红线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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