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党报于理论版刊发《中国模式既发展中国又造福世界》，各界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开始水涨船高。乐观派认为，这是中国不断崛起的必然结果，因为模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国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为直接有力的明证；消极派则担忧，中国是否真的已经形成了可以被其他国家参考和模仿的模式，这一“模式”是否已经剔除掉了各方面的瑕疵？会否成为对正在各个领域施展拳脚的习近平的变相捆绑和束缚？如果答案是迟疑的或是否定的，那么中国模式的提出或是推广无疑就可能是一种灾难性的存在。中国真的做好准备了吗？更确切地说，上台刚刚满两年的习近平，真的做好准备全面推广中国模式了吗？
如果姑且承认了该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中国模式究竟为何？国际问题专家王义桅提供了理解中国模式的三个维度，即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文明复兴模式。关于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创造的经济神话，早已成为获得世界尊重和关注的最有力筹码。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向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仍在困境中挣扎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西方知名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是亚洲“四小龙”后唯一成功的案例，正在激烈更多新兴国家实现赶超。
关于国家治理模式，中国政府的高效决策令世界为之一叹，这与西方民主政体下的多数决的拖沓明显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作为总目标被提及，多维新闻最先将此现代化定义为习近平意欲重点操刀的第五个现代化，获得当局和主流媒体的先后认可。至于文明复兴模式，具体而言即为复兴、转型与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实现中华文明从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型、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当然，文明转型并非否定传统文明特质，而是中国身份的升级换代。这种转型不是告别、否定过去，而是在继承与创新传统文明。笼而统之，中国模式之所以应该被提出，是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在政治上实现了高效能，同时还做到了文明复兴。
但问题也随之产生：有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文明复兴模式作为先决条件，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提出以及进一步夯实就万事俱备？是否意味着三大保障之外的其他治理瑕疵都可以想当然地忽略和掩盖掉？要知道，早在2008年，中国模式被西方学界吵得沸沸扬扬时，中国官方还是持着警惕的态度的。彼时，中国模式还是西方围攻堵截中国、妖魔化中国的武器和工具。时隔四年，也即2013年，当中国模式再次出现时，中国官方也只是以解禁的姿态应对之。为何仅仅时隔一年，中国模式却如同坐上了过山车般地进入了全面推广和大张旗鼓宣讲的阶段？一年多的时间，是否已经足以剔除掉疑难杂症，让中国模式这个“模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范本？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现在提中国模式早了点，就如同《人民日报》不由分说地给习近平戴上“新设计师”的桂冠，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束缚和捆绑。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没有模式，而是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变换思维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好，国家治理模式也罢，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现代化而调整和变换的。时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世界权力的中心也开始转向中国，但是并不代表的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模式就是最优的，无可挑剔的。至少，在经济层面，习近平首先提出的经济新常态才刚刚开始，未真正实现常态化。何况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本质的无技术工业化，无技术工业化因制度性内部不足以及资源和市场的瓶颈，本身就酝酿着内生型的经济危机，并随时通过外部危机的输入被进一步放大，从而使得神话般的高速经济增长难以持久。在政治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还不足一年，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未有彻底，应对各方面社会危机时的习惯性专制和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段依然不容乐观。
其次，若要中国模式真正发挥作用，具有历史意义，需要提到理论高度，而不是官方媒体简单的盖棺定论就能一蹴而就的，或是依靠舆论场域的你一言我一语来让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外延渐次坐实。对于中国模式，邓小平、江泽民执政的时代都先后有过表述，但是限于中国自身先天条件不足，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所以也只能对苏联模式、华盛顿共识提供的模式进行批驳和明确拒绝，却对中国模式具体为何还存有疑虑，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邓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讲，“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这一含沙射影批驳苏联模式6年之后的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更为清晰的表述，“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991年，已接过头把交椅的江泽民在接受美国一家媒体的采访时明确宣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无意输出自己的模式，但我们也反对别人将其模式强加给我们。”当重担历史地落在了习近平身上时，作为“新设计师”的第五代领导核心，需要把这一概念梳理好，中国模式具体包含哪些要素，这些基本要素中哪些是必备项，是不可动摇的，哪些是可伸缩的因变量，是随着现实政治变化需要作出调整的。要知道，中国模式真正时机成熟的标志，不是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也不是一边强调党的领导一边以高效名扬天下的政治治理，更不是文明复兴口号下的和平崛起，而应该是剔除了诸多病症和瑕疵的、足以提高到理论高度且可以被一些欠发达国家临摹的存在。
之所以强调剔除病症和瑕疵，是为中国模式作为模式本身的“职责”和“义务”。因为模式必须足够完美，存在瑕疵就不能使用， 否则就容易生产出批量次品。虽然中国始终强调，主观上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客观上确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模式不仅是中国发展自身的路径，而且势必对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在还原世界多样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世界走向单一化和扁平化。即便主观上勉强成立，但中国的巨大成功，势必如同蜜罐一样，“招蜂引蝶”实属应然。所以，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么等到时机彻底成熟了一步到位将中国模式以理论的高度重磅推出， 要么不要过早地给外界造成一种中国模式已经成型的错觉和误判。作为主流媒体，尤其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共意旨的喉舌媒体，更应该拿捏好尺度和时机，不是所有叫好声都能换来正能量，也不是所有棘手问题都可以凭借着一顶中国模式的帽子掩盖掉。中国该庆幸和骄傲，因为从习近平最近的国际活动已然看出，中国开始不以纯粹的经济规模来获得尊重，外界也开始变换一种角度和思路看到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积极的讯号。以此为契机，中国模式不妨再等一等，步子迈得小一点。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因为中国模式不仅关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更关乎世界的时局命运，需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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