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可畏——“占中”塑造香港未来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运动坚持47天后，警方开始对抗议营地清场。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就此事访问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贺斌（William Hurst）、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科学助理教授华莱士（Jeremy Wallace）等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的学者。下面是访谈录：

华莱士：在2014年的占中抗议运动中，数万香港市民表明了争取自由选举和普选权利的意愿，使全球注意到“一国两制”神秘术语的复杂内涵。目前街道可能在短期内被廓清，但抗议者和他们的记忆将塑造香港的未来。

华志坚：“占中”最令人惊奇的是，运动如此轻而易举、出乎意料地发展起来，却又注定要以特殊的方式结束。9月中运动刚起时，相信许多论者会认为，那只不过是学生两三个星期的罢课行动而已。

贺斌：我猜想，有足够多的香港人的认知和偏好，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如果特区政府今后不在特首选举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或在2017年举行特首选举时，给予市民更多的自由权利，很可能出现新的争论浪潮。

问：北京如愿以偿了吗？

贺斌：没有。中央政府自己从现在到2017年中共第19届党代表大会召开时，面临政治上极其困难的时期。北京领导层在香港选举问题上会死守底线，不允许作出改变，以确保今后几年香港发生的事情，不致破坏中共在大陆已经不稳的政治统治。占中运动已经达到了最基本的目的，抗议让北京大吃一惊，令清场的微小成功黯然无光，而且很可能在今后几年为北京酿成更大的问题。

华莱士：北京并没有在提名委员会或其他与2017年特首选举有关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因此很难说占中运动取得了胜利。北京必定对香港人的愤怒大吃一惊，但当局坚持立场，直到运动结束都没有在既定政策上让步。

问：占中发生后，香港社会更加分化，当局和市民的互信削弱。在这种形势下，未来的动荡会对香港的繁荣造成负面影响吗？

华莱士：与其说动荡危及香港未来的繁荣，不如预言香港未来只不过是另一个人口数百万，经济活力极其匮乏的中国城市。香港不再能够继续繁荣，原因不在于工厂北移或油价高昂，而是因为确保其繁荣的基本制度，尤其是广受支持的独立司法制度，受到北京政策或香港内部财阀和其他统治精英的侵蚀。

贺斌：如果能够避免严重持续的暴力，我认为不会对香港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极低。

问：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越来越近，如果北京仍然不准修改现有提名程序，泛民主派议员和活跃分子该如何回应？

贺斌：门并没有完全关死。我对北京可能在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上让步，仍然抱有希望。

华莱士：如果提名或选举程序不能修订得更广泛，更具代表性，阻塞街道暂时中断交通的抗议示威，可能在特定时刻突然发生。

问：如果不同的抗议策略改变了抗议的结果，那些没有领导者的学生抗议必定失败吗？

华莱士：这些抗议向香港市民和特区政府、向北京的中共领导人、向世界发出信号：许多香港人愿意为政改献身。北京迫于香港人的反对，曾在2003年放弃了反颠覆的23条立法，2012年撤回了所谓爱国教育课程安排。

贺斌：抗议者既没有犯重大的策略错误，也没有失败，相反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困难的、瞬息万变的形势下，为反对暴力和混乱进行的合作，令人印象深刻。运动至少吸引大量香港年轻市民转变观念，更广泛地支持未来的政治自由化。

华志坚：不能设想任何特定的策略能够使北京让步。

问：虽然北京已经拒绝公开提名特首候选人，但为了消解香港的动荡，可能考虑其他的选举改革吗？

贺斌：他们很可能考虑允许更公开或更有包容性的提名委员会机制，取代迄今在香港和海外饱受诟病的提名机制。

华莱士：占中抗议者和当局之间存在谈判的实际空间。

问：北京领导人可能从占中抗议吸取什么教训？

贺斌：很难说。他们可能更加小心地关注香港的公众舆论，理智冷静地思考香港的政治问题。中国领导人虽然不蠢，但站在他们的立场，很难找到解决占中抗议的建设性方法。今后几年将可以看出，他们在管治香港时从中学到了多少，准备改革到什么程度。

问：“学民思潮”的组织者黄之锋说，占中运动标志着以前不关心政治的香港年轻人“政治觉醒”。这股力量可能具有持续动力，还是转瞬间便消失？

华志坚：中国大陆的抗议运动曾在1986年、1989年两次出现和完结。曾经转变和觉醒的一代之后几乎没有行动。抗议运动的历史和社会学研究再次强调的是：难以预测。

贺斌：目前当然很难看清楚。但香港青年很可能已经消除了以前的“政治冷感”。一些人通过占中行动发现了青年的呼声，许多其他人也看到、听到了。香港占中没有像美国“占领华尔街”那样完全失败。但能否成为更持久、更深沉的政治运动，还仰赖许多因素和难以预测的意外事件。

华莱士：占中运动的暂时失败将令一些抗议者失望，反对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但其他人将自视为活跃分子，想寻求其他机会发展他们自己的社会运动。占中运动已经造成了代沟，学生一代中支持抗议的比例比父辈高得多，父辈中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北京的统治。随着老一代逐渐凋零，年轻一代成长起来，对北京统治的接受程度可能随之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