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决断李执行 习李体制是个误会

　　近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因身体与能力欠佳将下台的消息成为海外中文网的热门话题。其中最为人所关注的争议莫过于，李克强中途下车是因为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分属不同派系，故而才被排除在中共决策圈外。然而观察家却称，这种忽略中国政治现实只盯着“习近平因素”的方式，恰恰证实了这一传言的荒诞不羁，而笃信传言是由于外界在“习李体制”的称谓下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根本性的误读。

　　事实上，在习近平执政的现阶段里，李克强不会也不可能会中途下车。从十八大后，习、李两人的公开活动来看，二人并无任何执政理念的冲突，相反，两人不但根本不存在传言中的派系问题，反而执政以来一直配合默契，一个侧重政治理念，一个主抓具体事务，有条不紊地推动着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李克强因“习近平因素”下台实属无稽之谈。那么，为何还会有人对“总理易主”的荒谬结论信以为真呢？

　　历史误会恐怕是造成该误解的直接原因。在胡锦涛时期，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主要统管党务、国防等别的领域，作为总理的温家宝拥有经济领域的实权，外界习惯性将这种组合称之为“胡温体制”。所以，当习近平、李克强分别接替胡锦涛、温家宝的位置后，外界依旧沿用“胡温体制”的说法，将这种组合称为“习李体制”，可这却不是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现实写照。

　　在“习李体制”的称谓下，一些对中国高层政治本就一知半解的人很容易就产生这种错误的意识：习李二人应该分工明确，前者统筹国防、党务等别的领域，后者掌管经济。然而，十八大后，习近平却身兼多名小组组长，其中包括外界认为的应该是李克强管辖范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这便误会李克强被“夺权”将中途下台。

　　其实中共历史上并非如此，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作为总书记的他们同样担任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只不过外界知之甚少而已。即使当年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只有邓小平、陈云才具有最终拍板权和否决权。或许会有人以当年朱镕基在中国经济领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来反驳，但不要忽略的是，朱镕基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都是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属于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问题大多都是政治问题，都是意识形态问题，唯有邓小平、陈云亲自推动才行。到了江泽民时期则不一样，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经济体系已经铺开，剩下的则是需要一位像朱镕基这样的人物去推行。所以今天的人们都知道朱镕基执掌国务院期间大刀阔斧的改革，却不知道李鹏在国务院的影响力更大。时代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体制”自然存在不同。当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力的时候，三十多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为中国积累巨大的经济优势的同时又在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改革遗留问题愈来愈凸显，改革面临再出发。正因这样，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的中国，其最大问题就是要对已经形成的利益结构进行重构。这不但需要执政者的全盘考虑，也需要他们自身带有一定的政治魄力，就好比邓小平当年亲自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习近平恰逢其时，身兼各类小组组长，从而可以亲自推动改革，这也是中共高层对全面深化改革大局的重视，以及加强顶层设计的意志。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十八大后的中国是“习李体制”不如说是“习体制”。这也是现实形势在特定时期产生的必然结果。江泽民、胡锦涛正是明白这一点，从而才有习近平今天的历史地位。某种程度来看，中国政治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看似集权的集体领导制度下，有着这么一个可以在重要时刻挺身而出，划定大方向的核心人物。但若因此而将其他高层人物视为无关紧要无疑是幼稚的，更不用说那些因此就上纲上线到权力争夺、玩政治的说法，多是为博人眼球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行为。

　　一直以来，外界对中国政治体制都存在着“表层谬误”现象，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这种“体制”之说。其实在中国政治里，“体制”之说并没有固定框架。在不同时代，往往根据不同情况、面对不同主题发生不同的变化。毛泽东时代，就曾呈现出“毛周”、“毛刘周”等不同说法，而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统管一切的最高主宰者。邓小平时代，虽然有“胡赵时期”的说法，但背后真正的决策者是邓小平和陈云。江泽民时期，不是“江朱体制”，而是“江李体制”，是六四遗留的结构。即使是“胡温体制”，背后依旧有江泽民强大的影子，所以很难称之为“体制”。换句话说，“体制”之说，只不过是中共高层集体领导体制下的各种变局，“变”是一致的，而且变动的空间不小。因此，一成不变地用“胡温体制”硬套出一个“习李体制”来，势必会造成错误的认知。

　　遗憾的是，在“胡温体制”的误读下，不少人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就极难改变，所以当看到习近平主管经济的时候，难免产生误会，而这正是“总理易位”谣言产生的基础。只是，这种以表面的称谓来透视中国高层政治的方式，正是掉入了“表层谬误”陷阱。想要看清中国政治，就应该跳出表层谬误，从而才能不被谣言迷惑。

　　正如近日围绕李克强下台的传闻，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在习近平的强势权威下，李克强总理大位就会难保。但事实上，“习体制”是时代使然，是中共高层的集体选择。习近平权力的集中，并不意味着李克强的角色弱化，相反总理依旧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一向有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基本框架，就保障了政府作为党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地位。所谓位置决定高度，李克强身为国务院一把手，是政策执行者的最高长官又怎会被排挤出决策圈呢？

　　同时，习近平决策的宽容果断的作风，李克强也是颇为欣赏的。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各大部门和体制利益盘根错节的特殊时期，若没有绝对强势去解决人事问题根本就做不到解放思想，自然也无力推动改革。这一点李克强是清楚的，所以他很清醒如何才能最大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李克强不是恋栈的人，不会被一些表面现象所遮蔽；善于找寻事务的本质，更不会被一些省部领导忽悠。他是一个甘为丞相的读书人，他知道辅助好习近平去完成这些改革，才是真正对中国历史转型起到极重要的作用。

　　因此，李克强绝非被权力边缘化的那个人。他更应该是一个无法代替的角色，是习近平的最重要的搭档。“士为知己者用”应该是习李的最准确的关系描述。所以，要想看清楚中国政治，就应该先改变过去那种“习李体制”意识，将习李二人放到正确的关系和位置上去理解，摒弃对中国政治的偏见和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