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会诸侯 习近平权变推政

　习近平离京南行浙江之际，在5月27日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江西7路诸侯悉数前往。习近平此会聚焦于经济议题，具体是为即将开场的“十三五”。类似的场景还曾发生于2013年7月，当时习近平在湖北省主持召开了多个省市和国企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向其问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意见建议。

　　事实上，最高领导人离开中央，召集地方诸侯问计论政、谋划新局的做法并不鲜见，只是在过去数年里较少出现。毛泽东、江泽民两位领导人就十分热衷于此。相较于已经常态化的定期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全国两会或某一领域全国性工作会议，这一做法堪称“非常态”之举，不过因为适应于当前形势却有“常态化”的可能。

　　习近平选点会诸侯

　　官方新闻画面显示，陪同习近平离京与会的有习在公开场合贴身常配的王沪宁、栗战书两人，还有习近平秘书兼中办副主任丁薛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和何立峰。刘鹤与何立峰的出席契合于此次座谈会的主题。由于习近平已经掌握了中国经济决策主导权，刘与何的出现说明他们对此也持有相当的话语权。

　　与会的7路地方诸侯则分别是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福建省委书记尤权、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和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这7人正是中国华东地区7省市的一把手。官方表示，习近平召开此会是为听取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此番行程和活动安排令一些政情观察者感到眼熟。在2013年7月下旬，习近平在湖北新港口、市民家、企业等处考察调研，之后该省省会武汉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其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可以发现，这也是正在酝酿筹划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起草工作的其中一个程序。当时受召赶来的有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上海市市长杨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及该省省会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徐平。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

　　习近平这两次行动很有可比性，其中的一些相同点和不同点都值得特殊注意。其相似之处包括习近平两次行程都聚焦于经济，都召集了多地主要负责人，都是为征求地方的意见建议，以及相似的调研活动安排。而其不同之处则在于，前者应召诸侯人选源自全国抽调，而后者则悉数来自华东地区。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执政者侧重点的不同。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情况，即习近平在华东行之后，还将前往其他某个或某些地区。

　　在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三地一把手均参加会议。从京津冀到华东，习近平两次注力于囊括数省（市）的区域，或许预示着执政者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思路从全局推动向区域联合突破转变。京津冀和华东地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大概已经占到一半比重，将其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龙头”都不为过。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态势下，尤其需要这些地区发挥中游砥柱的作用。而“十三五”规划制定之前首先问计于这些地区，意味着其在未来五年经济规划中所占分量之重。

　　中央一二把手均有“召集令”

　　习近平两次在京外某地会合诸侯的做法令一些观察者感到一些惊异，但是如果放在历史中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做法早已是中共的一个政治传统，只是在过去数年来表现得不甚明显。根据历史资料统计，毛泽东在执政后有过58次离京视察指导工作的经历，其中不乏在途中会合地方一把手的情况。例如在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河南郑州从各地挑选召集九省第一书记，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政治运动和斗争十分常见，这就会出现很多不正常行为。比如在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华东六省领导人开会，首次点名批判周恩来，指责“反冒进”和批个人崇拜。

　　江泽民也有外出召集区域内地方领导人的习惯。在1993年3月，江泽民在大连主持召开华北、东北八省（区、市）经济座谈会。在2002年5月，江泽民在重庆主持召开六省区市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

　　其实，中国国务院总理也有调集地方负责人之权。比如，在1999年7月，时任总理朱镕基在湖北武汉召集五省一市长江防汛工作座谈会；在2009年2月，温家宝在天津召集天津、河北、浙江、广东等7省（市）政府首脑，听取其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在2014年6月，河北、山西、黑龙江、广东等8省市的政府一把手进京，向李克强述职。

　　显然，不论是中共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中央领导人从某一区域内，或是从全国抽选地方一把手商讨问题是一种寻常操作。总体而言，这些会议大多聚焦于经济。对于各省的选择应当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如果是事关顶层设计层面的意见建议征询，一般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省级一把手，各省的差异较大。如果是着眼于区域问题，自然会召集区域内一把手。

　　不过，在这些会合之中，也存在一些细节方面的差异。比如，中共总书记所召集者多是地方一把手，因此2013年习近平武汉大会诸侯时，上海市长杨雄取代韩正前往令外界颇感意外。而总理所召集者则主要是地方政府首脑，1999年朱镕基会合五省一市负责人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亲自到场也略显异常。

　　“非常态”之举的常态化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全国两会、某一领域全国性工作会议等定期举行的常态化会议不同，中央领导人召集多个地方一把手商讨或解决问题的做法，是一种“非常态”之举。这种“非常态”行为却有一些特殊的便利。这样能够打通中央与地方、区域内地方与地方的联结，实现中央决策执行力的提升，资源、力量的整合与集中，避免地方保守主义和内部消耗，提高办事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李克强的召集行为显得有些特殊。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京”，二是“述职”。李克强坐镇中南海，静候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广东和四川8省（市）政府首脑，而不是离京与这些地方大员会合。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李克强不是为征询其意见建议，或是筹划区域发展，而是听取其述职和检讨。这些地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些经济方面的指标令中央颇为不满，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提点和督促。

　　习近平和李克强会合诸侯的做法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更多地出现，甚至不排除这种“非常态”会见常态化的可能。毕竟，中国经济形势短期内难以改观，区域疏通联合成为趋势。而且，中共已有通过设立各种小组避开体制束缚推行新政的先例。其权力和制度调整的逻辑与这种“非常态”施政的做法异曲同工。由习李二人已有的做法来看，这种会合之举可能是一种调解、疏通、征询，也可能是一种批评、问责和督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