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澳大利亚智库“洛维国际政策研究所”“解释者”网站6月4日发表该所东亚项目主任、前中国外交学院讲师、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助理主任瓦拉尔博士（Merriden Varrall）的文章说，今天是“六·四”事件26周年。有人称这次事件是大屠杀，有人称之为悲剧。但是今天很多中国人不谈论，或者完全不提这件事。
香港有大约10万人走上街头，参加1989年“六·四”事件悼念活动。但在中国大陆，只会有极少数人纪念这次事件。例如，北京“六·四”死难者母亲的小团体，很可能举行小型守夜悼念活动。她们的电话一如既往遭到监听，个人受到当局严密监控。今年习近平更严密地监视互联网和其他社会表达方式，监控的严厉程度异乎寻常。
许多中国年轻人甚至不知道，26年前北京的中心曾经发生过什么。更令人吃惊的是，那些知道“六·四”的人，或被告知有关资讯的人，对事件完全不感兴趣。在我的北京语言学院，我清楚记得一个诚恳的美国学生用低沉的声音，问他的年轻中国女教师是否知道“六·四” 事件。后者表示不知情。于是美国学生偷偷递给她一份西方杂志文章的复印件，上面有“六·四”事件的一些照片。女教师礼貌地收下复印稿，并说会读文章，然后就和美国学生谈起了下一堂课。过了一个星期，美国学生悄悄问女教师，如何看那篇文章。她回答说：“哎呀，谢谢你，但我真的没时间看。不瞒你说，文章有点难读。”美国学生极为震惊，事情完全出乎他意料：没有一点愤怒的谴责，或某种起码的辩论，剩下的只是兴趣缺失和冷漠。
我在北京一所大学曾经教过的学生也差不多。我从来没有在课堂上提到过“六·四”事件，但在小组教学或一对一讨论时，学生要么不知道事件，要么知道却无动于衷，并且肯定不会转而思考政治阻力或甚至改革问题。这并不完全是获取资讯不足所致。我在北京认识的大部分学生和青年人，都可以利用技术手段“翻过”当局阻碍资讯自由流通的网络“防火长城”。但大多数人“翻墙”只为了浏览体育、名人网站，或下载美国电影。
这种兴趣的缺失，反映出国家认同的凝聚力——党和国家与“现时的中国人”纠结在一起，难舍难分。当局可以接受抨击贪官或恶法，但批评整个制度则不可想像。北京当局运用权力手段严厉，毫无顾忌，熟知如何拉拢、摆平政治异议活动。党、国一体是北京当局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理解了国家认同，再联系到强大的政府权力，有助于解释香港的民主抗争，为什么实际上对大陆没有“传染效应”。也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美国继续被描绘成喜欢干预的不安全的麻烦制造者。还应当有助于我们理解，任何试图影响中国态度或行为的努力，必须容忍这种国家认同，才有机会产生影响。
此时此刻，我想起26年前在北京的心脏，那个阳光明媚的开阔广场上，“六·四”事件中那些受伤或被杀的人们及他们的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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