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习近平接力 老人干政“退朝”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8月10日第七版刊登《辩证看待“人走茶凉”》一文直批“老人干政”，引发舆论热议。随后，就有北京媒体对一些“退而不休”的中共官员插手干政进行了简单梳理，再次引发反响。老人政治似乎在中国政坛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背后有什么深层的土壤呢？在现代政治的思维模式影响下，这层土壤又将悄然有哪些的变化？

　　中国“人治”的传统已经深入人心，而习近平的铁腕政治，恰好是一个改变“老人政治”的良好时机。政治老人今后将在中共政坛处于何种地位尚且不知，但“裸退”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趋势进行下去，“人治为王”的时代也或将慢慢过去。

　　习肃政治规矩 剑指“老人干政”

　　虽然中国自古至今被“老人政治”笼罩许久，但是近观中共这些年来的官场之变，又似乎能够看到些许玄机。“老人干政”的土壤在悄然改变，现代化执政思维模式慢慢走来，可以简便的归结为“习模式”。

　　此前，胡锦涛“裸退”打破了“老人干政”的僵局。有评论称，事实上，由于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一个月内，江泽民等“中共老人”频频露面，参加活动，再加上在此次十八大主席团常委的41人名单中，退休老人占了12人，因此也被外界抨击为“老人回朝”。而无论以胡锦涛的“裸退”，还是十八大后地方大员的人事布局，都可以被认为是胡锦涛将从自己做起，一洗中共“老人干政”的惯例，以其高风亮节为习近平留下最后也是最大一笔政治遗产，“老人干政”开始走下坡路。

　　随着政治老人们逐渐老去，江泽民一代的领导集团先后都有几位老人逝去，如乔石、万里、尉健行等。此前一直被外界疑虑有“老人干政”之嫌的江泽民和李鹏，也到了天命之年。有评论称，他们为了颐养天年，无需竭力参与政治，其政治影响力也在慢慢消融。

　　经过上一任政府“九龙治水”、“击鼓传花”，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言，加之地方出现的派系和山头主义，都说明了如果中央处于一种弱势形态下，势必会产生一种现实弊端。相关人士指出，现在从党内到社会上都一种希望终结这种弊端的诉求，而这种诉求或许会让中央变得更加强势，并制造了客观条件。

　　有评论称，习近平个人在中共内的强势日渐凸显，比如在打倒徐才厚、周永康、郭伯雄等“特大老虎”上更是毫不手软，以其严格的党内规矩和政治纪律约束党员。他上任三年的造势和种种努力，都给终结“老人干政”营造了有利条件。更有坊间消息称，事实上许多人已经认为他是毛邓之后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铁腕反腐就是例证之一。

　　纵观这些年中共的官场生态，也慢慢在发生改变，“老人干政”似乎无法寻觅了，更多的是人们所见，“习模式”下的官场新生态，没有老人打扰的政治，而习近平也在确认这一点。正如他所说，“不管是谁、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资历有多老，只要触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就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有评论称，新官场生态环境中“老人政治”陷入“人人喊打”的局面，接班梯队已及时跟上，习近平正在塑造中国政治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或将终结“老人干政”的政治风气。

　　而在社会舆论中，中共内部的尊老传统也在淡化，有评论称，虽然过去10年江泽民在中共领导人序列中排名第二属于礼宾性质，但这一“尊老排名”的政治寓意也十分明显，并使江泽民得以经常在官方媒体中高调亮相，维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观察近段时间中共的大型活动，例如建党活动中，李鹏和江泽民等人均在中央常委之后的元老同志名单中；在媒体眼中，对政治老人出席露面的新闻，也不再显得颇为敏感，不会大张旗鼓进行报道。

　　“法治”“人治”互博 “老人干政”褪色

　　在中西方的政治世界里，“老人干政”这一现象颇有不同，西方讲求“法治”，而中国重视“人治”。在西方政坛里，虽然退位总统、总理、首相或许还有权威政界人士，都会有对政治提意见的时候，但干涉的程度和深度都有限度，故而难以形成“老人干政”。

　　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权威有三种形式：传统型，即已经确立的一种政治形态，比如英国和荷兰王室；个人魅力型，即个人的威望、资历，美国革命领袖华盛顿在建设美国的后期，也曾对执政人士出谋划策；法理型，即现代的官僚机制，也可以说是某一个政治团体或者资历老的派别。

　　韦伯的思想背景很特殊，因为当时的德国一方面需要文化政治上的进一步自我确证，另一方面又需要社会政治上的现代化或理性化，从而能在现代政治技术的层面上将德国的利益和认同发挥出来。这既是用民主政治为帝国的事业服务，也是用帝国的秩序和权力为德国现代性的历史规划服务，故而“法治”的理念逐渐贯彻到现代化执政思维模式之中，并被西方国家所借鉴。

　　而在制度上，西方是民选制，被选上领导人上台，并自行组建班子，而后上一任自动下台。也就是说，本届政府和上一届只有权力交接关系，上一届领导人对本届政府的人事任命。政府在决策上和上一届领导人没有权责关系，所以在制度上美国基本没有“老人干政”问题。

　　相反，在中国，法治还并不非常完善，法律的权威还未完全确定，这就为“老人干政”的存在提供一种可能。在中国的基本现实是在处理经验主义问题的基础上，“人治”有时候更胜于“法治”。例如在改革开放中后期，邓小平有时仍然会插手一些政治事务和人事变动，人们当时并没有一种“法治”的基本意识在头脑里。试想，如果所有人都崇尚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威，权力能赋予每一个人清晰的权责分工，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人干政”还能产生吗？

　　遥望中国历史，清朝时期，乾隆皇帝虽然让位于儿子嘉庆，但是四品以上的官员任命权力还是在他手上，人民还是相信权力属于他，这是一种典型的“老人干政”的政治模式，而在晚清，光绪皇帝虽然是真正的皇帝，但所有人都知道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上。人们推崇老人的经验，历久以来，经验主义占据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政治思维模式之中，年轻君主并不被许多手握实权的朝臣们所信服，这背后的原因也可归结为权威的来源不同。

　　“老人干政”在习近平时代，有望被终结，被塑造成现代化的政治模式。这是在分析其形成土壤和变迁过程得出的结论，政治老人今后将在中共政坛处于何种地位尚且不知，但“裸退”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趋势进行下去，“人治为王”的时代也或将慢慢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