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7月在北京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习近平亲自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称「群团工作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打造抵御敌对势力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
群团组织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即「群体性社团组织」，特指官办的、伪装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据新华网全文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国的群团组织在编制、工资待遇和党政机关相同，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工会、工商联、残联、文联、关工委等，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樑和纽带」。换言之，群团组织的工作人员虽然没有党政军部门的权力，却也是吃财政饭的「铁饭碗」。
习近平掌权后，中共对国内非官办的NGO的打压空前严厉。很多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能正常活动的NGO，或网站被关闭，或是身分被註销，或负责人被逮捕和判刑。另方面，中共增加投资大大扶持亲政府的群团组织。鑑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中共相应提出加强在该领域的群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要重点向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延伸，加强在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建立组织体系。比如，近期高科技企业小米公司成立党组织，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同时，《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多名御用学者否定、丑化「颜色革命」的评论文章。社科院研究员徐崇温指出：「从政治法律的角度来看，输出民主、颠覆别国政权的『颜色革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系列明确规定。」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指出：「综览那些爆发过『颜色革命』的国家，经济持续凋敝，市场一片狼藉，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紊乱，财政赤字不堪重负，腐败等问题也并没有因革命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加剧。『颜色革命』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北京外国语大学学院教授张志洲指出：「照搬西方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模式，不仅不能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和民主的期望，反而会导致国家的乱局，必须在观念上『去西方化』，破除『西方制度迷信』。」春秋战略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寒竹指出：「『颜色革命』这一概念本身充满内在矛盾和似是而非的说辞，是美国等国家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一个工具性概念。」这些论调要么是以偏概全，要么是颠倒黑白，致力于唱衰他国民主进程，为中共的专制主义张目。
所谓「颜色革命」，是民主化「第三波」乃至「第四波」中，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中东及东亚地区，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花朵作为其标志。其中一些代表性的案例有：乔治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又称「栗子花革命」，基辅市花为橙色的栗子花）、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众选举时，涂紫色墨水按手印）、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为黎巴嫩国树）、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缅甸的「番红花革命」（又称「袈裟红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自由派的总统候选人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突尼西亚的「茉莉花革命」（茉莉花为突国国花）等。「颜色革命」有的获成功，有的遭失败，有的虽然成功但民主制度摇晃不定。总体而言，「颜色革命」让更多人民享受到自由民主的好处，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也大大增加。
习近平害怕「颜色革命」，首先是因为它会带来政权易主和制度变革，这是一党独裁的共产党最不能接受的结果。苏联解体后，共产党在俄罗斯始终是难以翻身的在野党；台湾民主化后，国民党一度失去政权。习近平不愿重蹈覆辙，故而对颜色革命视为仇雠。
其次，「颜色革命」近年来日渐迫近天朝的边陲，如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香港爆发黄雨伞革命（佔中运动）。受到这两个运动激盪，中国国内的支持者和人权活动者亦挺身而出，公开表达诉求，让中共防不胜防。故而，继整肃大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关闭大批货真价实的NGO之后，又对维权律师群体挥起大棒。然而，怕水的人能将大海填平吗？（作者余杰 为中国旅美的文化与时政独立作家）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