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尔打响头炮 中共灵魂之战重燃战火

　　“每个领导干部每学期至少上一次讲台，保证每所高校的学生每学期至少听一次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报告或形势与政策课。”这是中共中央党政系统三部委在7月份下发的教育意见中所作的规定。这份由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下发之初并未引起外界太多的关注，但在近日，随着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走上大学讲台而为外界开始熟知。

　　不难看出，这份文件主要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领导干部，是执行文件的主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是要进行的内容。从这两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出，中共三部委下发《意见》的目的，就是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说白了就是意图通过高官上讲台，赢得青年学生对于中共的认同。这是中共强化高校意识形态的又一动作，足见中共高层对于“六四”历史的警醒。但高官走上讲台能否一改外界对于中共官场黑暗的印象？能否改变高官的政治形象？对于高校意识形态走向影响几何？这些都是疑问。

　　陈敏尔第一个“吃螃蟹”

　　据《贵州日报》报道，9月10日，贵州省委书记、省长陈敏尔来到贵州大学，为青年学生授课，并回答学生现场提问。陈敏尔由此也成为中组部、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意见》之后，首位赴高校讲课的省级党委书记。

　　此前的7月，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联合下发《意见》，要求以省级为主的领导干部上讲台，为高校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意见》明确规定，每个领导干部每学期至少上一次讲台，保证每所高校的学生每学期至少听一次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报告或形势与政策课。

　　《意见》指出，“领导干部上讲台，是中央的明确要求，是加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要制度化和常态化。”因为文件下发时恰逢暑期放假，领导干部谁先上台讲，何时讲，讲什么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贵州省委书记、省长陈敏尔，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省委书记。

　　陈敏尔上讲台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方面，是出于中共的高调宣传。上述《意见》明确：要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大力报道领导干部上讲台的重要性、必要性，全面推广领导干部上讲台的新做法、新经验，积极营造领导干部上讲台的良好舆论氛围。

　　另一方面，也是源于陈敏尔身份的特殊。陈敏尔是习近平的旧部，也是其比较器重的地方官。两个多月前，陈敏尔被提升为贵州省委书记，成为作为继胡春华、孙政才之后的第三位“60后”省委书记。陈敏尔此举，不仅为高官上讲台打响了头炮，同时也为自己的在贵州的执政打响头炮。作为中共第六代中的佼佼者，陈敏尔的仕途由此更趋向好。

　　中共“灵魂之战”再发力

　　当然，并非陈敏尔在唱独角戏。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日前也赴南昌大学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商量一堂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新闻“宣传课”。姚亚平在课堂上强调，新闻传播“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重要方针，营造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可以预期，随着相关活动的系统推进，会有更多中共官员走向大学讲台。

　　“展现领导干部良好形象，拉近青年学生与党和政府的距离，让高校学生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帮助青年学生自觉划清思想理论上的是非界限”，这些都是中共预设的目标。更深层次的讲，中共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强化高校意识形态的管控，是中共思想政治教育入心入脑“灵魂之战”的最新举措。

　　早在十八大之后，中共就已经对高校出手，提出16条“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意见”。与之同期同质的还有所谓“七不讲”，即习近平的“8·19讲话”。随后，中办和国办还联合印发专门针对高校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老调重弹似地强调“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而上述三部委下发的《意见》正式对这一更高层级的文件的再落实。无独有偶，就在高官上讲台运动推进的同时，中国教育部日前发文要求强化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的了解。规定明确：招生单位在复试的同时应组织思想政治工作部门、招生工作部门、导师与考生面谈，直接了解考生思想政治情况。

　　其实，近年来，中共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部署前后相继，显示出对学生和年轻一代思想状态的担忧和重视，以防止颜色革命的渗入蔓延和“六四”重演。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的着眼于防止西方一套有关颜色革命的意识形态渗入，这对于当下的形势来说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相对于西方强势文化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方式，中方管理部门更依赖于一套更直接粗硬的干预方式，对所谓自由的侵害是一方面还会很容易导致对学生的独立思想形成、想象力创新力提高的约束，对于学校教育和学生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莫沦为高官镀金之举

　　不可否认，中共高官走上讲台，一定程度上可发挥在政治、阅历方面的优势，拉近与青年学生的距离。但能否如官方预期般地改变高官的政治形象，是否会对“青年学生坚定信仰”产生积极影响？这些都是疑问。

　　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些走上讲台高官，能否保证今天在讲台上讲的冠冕堂皇，而明天不成为反腐目标下的阶下囚。如若不然，今天刚刚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明天落得贪腐下狱，将是莫大的讽刺。这不仅实现不了最初的预设目标，甚至还将起到反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官场向来流行“镀金”。官场上的硕士、博士头衔也大都是滥竽充数，甚至不乏伪劣假冒。以落马的南京前市长季建业为例，他从昆山区委书记到扬州市委书记，再到南京市长，职位三连跳，学历也从本科升到研究生，再到博士，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资格，完全是弄虚作假的结果，其中他研究农民权益问题的博士论文，被指大段大段抄袭却未标明出处。

　　封建社会是学而优则仕，现在则是仕而优则学。官员未来仕途更进一步，往往会选择到高校镀金，高官读研或者读博的现象蔚然成风，而高校为了自身的利益变身学位“批发商”。曾因山西矿难而下台的前山西省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曾直指，不少贪官都是博士，不学无术，滥竽充数，“图虚名，招实祸”，捅破了官场“假斯文、真贪腐”的窗户纸，引来舆论一片叫好。于是有人质疑，此番高官上讲台，难免沦为高官的镀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