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作为隐喻：52岁男人最后的声音

贵州安顺公交车特大事故，官方通报出炉了。这份通报值得好好阅读，它非常客观、冷静，但是也陈述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

结论很简单，就和当初财新网的报道一样，52岁的司机张某钢，是承租房被强制拆迁后，产生了厌世情绪，故意把公交车开进湖中，造成21人死亡（包括他本人）。

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常说的“蓄意报复社会”，有些媒体在转述官方通报的时候，也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使用官方通报的语言，就是“针对不特定人群实施的危害公共安全个人极端犯罪”。

为张某钢所作的任何辩护都是不对的，这种行为绝对不值得原谅。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有一个潜在的看法，就是如果张某钢的行为，针对的是“特定人群”，比如，拆迁队，街道办，似乎更让人同情一些？

为他辩护是没必要的，但是想办法去理解他的处境，却是必须的，因为处在这种绝境中的人，绝不止一个。对一个社会来说，如何避免让人陷入彻底的绝望，是相当重要的课题，否则，选择这种极端方式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就会像那辆公交车一样，看上去“正常行驶”，却随时有危险的可能。

就这场具体的悲剧而言，“社会”挽回这个绝望的中年男人，可能有三次机会：如果拆迁没有那么“果断有力”，给他留几天时间，让他进去看一看，收拾一下（财新报道曾有细节，张某钢赶到现场，想进去被拦住了）；如果他打政务热线，得到的回复再有温度一些；或者当他打电话给女友的时候，女友能够真正意识到问题所在，对他有一些恰当的鼓励并迅速找到他安抚——或许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当然，这些都是假设。他所感受到的世界或者“社会”，并没有表现出挽回的意思。

这样，张某钢最后的行为，就是一种绝望的表达。官方调查也承认这一点，称他“为制造影响”。一个人决定这样做的时候，肯定知道自己也会死。连自己的死都不怕，还要什么“影响“？这是岁月静好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但是，这也正是张某钢“最后的斗争”，他想通过这种行为，来反抗社会或者命运加在自己身上的巨大不公。那种“不正义”的限度，超过了自己生命的承受力。

但是，媒体用“报复社会”来形容这种行为，并不恰当。“社会”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社会理解成政府和个人之间“地带”，那在张某钢案件中，社会也是无辜的。

导致张某钢“厌世”念头的事情有很多，个人层面，离异，身后困难，看不到希望，甚至所为的中年危机，都是因素；政府方面，拆迁（为了加快发展），没有领取赔偿金（40平米7万多块，张某钢认为太少），申请公租房被拒（政府理由可能也正当）——在他房子被推到那一刻，也就彻底推倒了他的人生。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恰恰是缺席的。有没有团体能够关心他？有没有人可以给他安慰和希望？有没有机构可以帮他维权？我们都看不到。“报复社会”，这个被报复的对象，恰恰是缺席的。

在政府（公权力）和个人之间，就是广阔的“社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空间是被大大压缩了。最终，公权力直接面对个人，当然拥有碾压对方的实力。而作为“萎悴的个体”，到哪里去寻求客观、理性的道路呢？最终他只能通过自己的死亡“制造影响”。

社会由无数个个体、社会组织和团体来组成。当个体声音得到声张，社会就能获得发育，反之，社会萎靡，个人最终也会失去最后的牵挂。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不但“中间地带”（社会）日益萎缩，而个体似乎也在崇尚一种碾压的狼性文化。

这种冷漠，有时候以一种进步的面目出现。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说“连x讯员工都开始逃离深圳了”，控诉的是深圳的高房价。后面的网友评论有一条非常经典：“是你自己的进步慢了，赶不上深圳的进步速度……”

这是相当可怕的观念。如果某讯的员工都赶不上，张某钢就更赶不上。当一个人无论如何都赶不上的时候，他就可能“制造影响”，逼迫你们回过身来。如果那个“社会”真的存在，它就像一辆公交车一样。你坐在前排，或者更好的靠窗座位，确实相当进步优越，但是终究还在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