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任何一部电视剧都拍不出中国的黑暗

　　余杰评论文章：活埋与广场舞

　　二零二一年夏，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成为中国影视圈的热门话题。为了了解中国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的水准和尺度，我忍受着对中国警察制服的厌恶看了几集。电视剧一开始就是颇为血腥的情节：与官方勾结的涉黑商人买凶杀害上访者，将其埋入工地。这个情节来自于湖南新晃一中操场埋尸案——中国的现实社会永远比小说和影视更离奇。

　　电视剧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反派主角、亿万富豪和“地下组织部长”高明远——他活脱脱就是那个流亡美国的中国房地产大亨的写照。现实中的大亨，有能力利用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的力量，从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那里“虎口夺食”，抢过黄金地段的地产项目；而电视剧中的高明远用女色笼络副省长，警察局长是他的情妇，区长更是他一手扶植的马仔——当区长试图背叛他时，他将其带到郊外，用活埋来威胁，还真的将区长埋到只剩下头部露出地面，在其苦苦哀求下才赦免之。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商人却有胆量活埋共产党官员，真让人怀疑共产党的统治是否已经脱轨。

　　我曾被中共特务以活埋威胁，遭到此类威胁的不止我一个异议人士。活埋“敌对阶级”是中共从一建党起就惯用的恐怖伎俩，作家方方写土改的小说就以《软埋》为名。如今，在电视剧中看到有黑帮头子敢活埋中共官员，尽管明知“政治不正确”，我心中油然而有快意。

　　这边黑帮在活埋人，那边民众在跳广场舞，一点也没有违和感。高明远一边观看广场舞，一边“开导”向他讨公平的警官说：“公平？公平就是讲给老百姓听的童话。他们就是童话，你看他们笑得多么开心、多么真诚，因为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我想看到的。是我在编织这座城市的童话，经济腾飞，人人有工作，就连GDP都由我说了算。有人说我是这座城市的地下组织部长，听着像是开玩笑，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我就是人们的衣食父母，我就是公平。”这段话是整部电视剧的点睛之笔，也是中国这个谎话王国唯一的真话。高明远不该被逮捕入狱乃至判处死刑，而应当被任命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这段话比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得更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确实很开心，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就是广场舞大妈。波兰裔作家米沃什在《被囚禁的心灵》一书的开篇，就提到维特凯维奇一九三零年发表的小说《贪得无厌》，其中写到占领军派发给波兰人一种名为“莫尔蒂-宾”的药丸，这种药物用以“治疗”波兰人的独立思想。这种药丸的作用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极为相似，迫使人们产生一种认知上的失调，导致他们形成双重人格，如曾任苏联中央宣传部长的改革派领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说：“我们所有人，尤其是苏维埃管理阶层，全过着双面、甚至三面的人生。”米沃什指出，那些生活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会认定西方民主国家过分自由，过分自由会使得国家变得不稳定且难以管治。归根结底，人们并不只是出于恐惧而屈服于压迫性统治，还会被“对和谐与幸福的内在渴望”所驱使，而这种渴望却是最容易被专制者利用的。今天，那些嘲笑西方抗疫失败、宣扬中国抗疫成功的中国人，不就是如此吗？微信、抖音和健康码，不都是网络时代的快乐药丸吗？

　　那些揭露中国病毒真相的公民都被消音，乃至象征性地“活埋”了，比如像林昭一样勇敢的公民记者张展。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大叔们不会关心张展的命运，他们只会像鲁迅小说《药》中的肺痨病人，以吃人血馒头、长命百岁为人生最高理想。

　　共产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黑社会

　　在《扫黑风暴》的结尾，副省长正在干部会议上高谈阔论，中纪委工作人员来到会场，当场将其带走。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是中纪委刻意制造的杀鸡儆猴游戏。现实生活中，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落马时，也是被中纪委从现场带走。由于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他的名字次日仍然出现在《杭州日报》头版头条上。

　　《扫黑风暴》跟此前那些反腐影视作品一样，“刑不上大夫”——反面人物的级别，最多只到省部级官员，不可能是正国级、副国级官员。相比之下，在美国电影和美剧中，常常出现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都是坏人的情节，比如吸引王岐山看得津津有味的《纸牌屋》。

　　然而，中国现实的黑暗和荒谬早已超过电影、电视剧中的情节。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若是拍摄成电影电视剧，不知要比《扫黑风暴》精彩多少倍。谷开来毒杀英国管家、王立军夜奔成都美领馆、周永康与央视主持人玩车震……，哪一个情节不是穷尽凡夫俗子的想像？中国并不缺少好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缺的仅仅是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

　　《扫黑风暴》中另一条线索的原型来自云南孙小果案。一九九八年，黑社会头子孙小果因强奸等恶性犯罪被判处死刑，却奇迹般地没有执行，没过几年大摇大摆地出狱，改头换面继续为非作歹。电视剧中恶徒的暴行比起真实生活中的孙小果来，宛如小巫见大巫。若是全部复制孙小果的暴行，估计电视剧就拍成了限制级恐怖片：孙小果折磨无辜少女，找来筷子和牙签，用交叉起来的筷子猛夹受害者的十指，将牙签扎进受害者的指甲缝里。他和手下还拿起牙签，根根刺进少女的乳房；拿起烟头，在少女的手臂、腹部烙下一块又一块疤痕。他们还解开裤子，撒尿在受害人脸上。在暴行发生的整个过程中，不少服务员、顾客、路人都眼睁睁看着。没有一人出面干涉，说是不敢。其中110警察两次经过，也没有干涉。

　　孙小果案，后来牵扯出数十名公、检、法及监狱系统高官。云南省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欧阳雨林介绍说：“我们发现，孙小果的母亲孙鹤予、养父李桥忠虽然官职不高，但是他们二十多年来，在为孙小果逃避处罚或者减轻处罚长期运作，想尽一切办法来结识人，来构建这个关系网。”其中，他们找到的权力最大的人物是时任云南省省长秦光荣秘书的袁鹏。袁鹏给省高院院长打电话，希望其关照此案。省委书记秘书的话，高院院长奉为圣旨。多年后，已升任全国人大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秦光荣因受贿罪被判处七年徒刑，已升任交通部科技司副司长的袁鹏也因受贿被捕——他们的案子与孙小果案无关，他们是被薄熙来案波及。但这足以说明，中共官僚系统已烂透了。

　　《扫黑风暴》中的坏人们个个都活灵活现、生龙活虎，因为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坏人，编导不用挖空心思虚构，直接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和描摹就可以了。反之，剧中最矫揉造作、苍白无力的是中央督导组的官员们——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人物，编导只能搜肠刮肚、炮制空中楼阁。为了宣扬“正能量”，编导必须将“中央来的钦差大臣”塑造成铁面无私、运筹帷幄、断案如神的包青天。即便地方上有天大的冤情，只要中央来人，必定拨云见日、拨乱反正。

　　然而，现实总是比戏剧更有讽刺意味：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前中共中央巡视组副组长董宏案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董宏受贿高达四点六亿余元人民币。被视为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大管家”的董宏当庭认罪。董宏创造了一个法庭认定的受贿数额的新纪录——此前，路透社报道周永康贪腐窝案涉及金额高达九百亿人民币，但法庭公布的数额仅为一点二九亿。董宏案显示，中纪委、中央巡视组、中央督导组也都“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桐县里无好人”。

　　或许，只有到了中共政权垮台的那一天，中国人才能看到比《纸牌屋》更加精彩的本土政治题材的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