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阴影下，习近平成了叛逆父亲的“哪咤”

上官乱评论文章：前几天，习近平每年最难受的节日又到了——6月16日的父亲节。人民网等各大官媒，又开始纪念习仲勋了，寥寥数语、毫无人味的官样文章里，是反复使用多年的“塑料父子领袖家族”梗。

很诡异，首先，习近平作为反美先锋，民间舆论一直打击过洋节，而且现在中美正打得昏天暗地，但是自己却每年都过美国人发明的父亲节。

其次，不管是路线还是意识形态，习近平都没有追随他父亲，且对习仲勋的自由化路线不以为然。他就像很多终身都想摆脱父亲阴影，逃离父亲精神支配的叛逆儿子——恰似哪咤和李靖，可惜他资质和根性又和哪咤差太远，走不出自己的路，于是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形成了习惯性的防御型和自保型性格，在他的内政、外交上，总是屡屡做出令人诧异之举。 

首先要回到习近平和习仲勋的父子关系到底怎样。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陌生”。 

历数这些年中共党媒上对习仲勋的纪念，除了字数少、故事单薄外，基本看不到父子的情味，避免涉及父子俩意识形态的分歧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另外一个非常客观的原因，那就是父子俩真的很陌生。 

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从小就跟习仲勋没有太多互动。年幼时就开始寄宿于北海幼儿园，逢年过节才回家。7岁入读北京市八一学校，同样在学校寄宿。学校回家都是乘公共汽车，习仲勋从不用自己的车接送孩子。他十岁的时候，习仲勋就被打倒了。因为一部小说《刘志丹》，和贾拓夫及刘景范被康生打成反党集团。1965年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1975年5月，习仲勋解除“监护”，仍回洛阳，住洛阳耐火材料厂职工宿舍，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2月文革结束。一共15年的岁月，习近平基本跟父亲没日常交流和陪伴。 

1979年4月，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父亲习仲勋亦已经复出，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但是复出后的习仲勋跟孩子陌生到什么程度，习近平母亲齐心曾回忆，当时的习仲勋连习近平和习远平都分不出来。 

第二个词是“怨恨”。 

习近平身处苦难的时候，恨过父亲吗？习近平童年、少年、青年可以说因为习仲勋，都过得非常凄惨。1965年他刚入读八一学校初中部，就成为“黑五类子弟”，什么政治活动都没他的份，还被送往少管所“黑帮”子弟学习班。1968年文革开始，北京八一学校被彻底解散，15岁的习近平更是被频繁关押审查，搞得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随后去了陕西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养。可以说没享受到父爱，却背了一身迫害。身体养好后，在1968年底就上山下乡到了梁家河。第一次到梁家河，他很不适应当地生活，因为觉得前途渺茫，人生没有目标，成天游手好闲，混日子，混不下去的时候偷回到北京，宁愿在此被关进少管所“黑帮”子弟“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听从姨夫魏震五的建议，估计对开始有了“打不过就加入”的初步概念，于是再次回到梁家河，这次他学乖了，开始了“挑200斤担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人生。他开始变得目标清晰，开始吃苦、肯干，学会了服从，卯著劲等机会，这成了他后来的习性。 

于是可以看到，1974年，他开始申请入党。然而，因为父亲习仲勋的关系，他递交十馀次后才被批准。1973年申请近清华大学同样如此。此时习仲勋开始帮他了，下放劳动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称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1975年习近平从而获准进入清华就读。1978年，习仲勋顺利复出。 

很难知道，习近平在“潜龙在渊”的这几年，到底怎样看待父亲的，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一切是靠自己打拼的，跟父亲没什么关系。在他人生成年之前，父亲带来的只有痛苦。 

第三个关键词，是“和解”，但不认可。 

和解，跟习仲勋复出后对他的帮助有关。大概是为了补偿习近平，刚正不阿的习仲勋一路帮他，屡屡求人，而且有时候求人很不成功，颜面扫地。 

因为习近平担任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时，父亲习仲勋曾要求当时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培养一下”习近平。结果高扬在河北省委会议上念出习仲勋的指示，但接著说，“我认为不合乎党的政策，因此我不准备这样办。”所以，习近平在河北始终没能升上更高位置，后来就被调往福建厦门。习近平即将调往福建时曾专程拜望高扬，并说，“我要调走了，给你汇报一下。”但高扬回答，“你是中央管的干部，用不著给我汇报，你走吧。”可以说对习仲勋父子一点面子都不给。 

于是2009年高扬逝世，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连花圈都不送。 

因为仕途上依靠父亲，习近平算是跟父亲和解了。但是这种和解，在另一方面，可能又会造成他始终想摆脱父亲的阴影的心理惯性。 

为什么又不认可呢？因为习仲勋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站在反对左倾的一边。他最早在西北就是左倾运动的受害者，后来1943年，在党内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也批评左祸。在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他曾在一月内三次致电毛泽东，观点鲜明痛批“左”祸。晚年也曾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保护不同政见，确立言论自由。 

但是这些，没有经历过中共早期党内运动，只经历过政治斗争的习近平，可能并不认可，他更认可毛泽东。 

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应该恨毛泽东，因为他自小的苦难是毛发动的系列政治运动导致的。可是大家会忽略，习仲勋一生被打倒过三次，只有1963年开始的那一次的推手是毛泽东。 

第一次是1935年9月，中共陕北根据地发生了极“左”的肃反事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被逮捕，送瓦窑堡关押，数百位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错杀。10月，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习仲勋才被平反。习仲勋回忆起那段经历，对毛很感激，说“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当时，“左”倾分子们在窑洞外把活埋他们的坑都挖好了。所以，习近平可能会觉得，老毛过去还是习仲勋的救命恩人。 

第二次被打倒，就是1963年到文革结束的那一次。  

而第三次，“敌人”则是邓小平了。 

1990年10月30日，是习仲勋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当时，正值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的肃杀气氛中。在会议上，习仲勋仍“不识时务”，还在讲“民主”、“自由”那一套。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更不要打成“反动派”，要保护不同意见，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意见。”

让邓小平一众人非常不爽。于是，第二天就不让他开会了，从这天起再也没有来人大常委会，尽管他的任期应该到1993年3月”。也就是说，习被提前两年零五个月“下课”。一直到1999年，习仲勋都一直在深圳“养病”。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习仲勋曾与胡耀邦一起要求邓小平退休。 

第二，反对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把胡耀邦赶下台。1986年底，中国大陆出现学生游行示威活动。邓小平认为，这是胡耀邦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当时想让胡下台。但习仲勋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 

第三，六四以后，他主张保护不同意见。习仲勋曾说，“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于是，习仲勋被“流放”到深圳，直到邓小平去世，一直没有回北京。所以，习近平未必觉得毛是痛苦的始作俑者，甚至他可能觉得父亲顽固不化。这一点，从父子二人对六四不同的处理方式就看得出来。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时，习仲勋同情民主诉求、强烈反对出兵镇压学生，事后还不停发出反对的声音。然而同时期的习近平却并非如此，

六四事件期间，习近平下令阻止试图进入宁德的温州学生发动串连。虽然没有镇压学生，但是并不持同情态度。 

另外，当年提拔习近平离开河北前往福建的人，是曾任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李锐过去曾写信给习近平，希望让曾声援“六四”，但习近平对李锐这封信的回答却是，“中组部以后不要再给我送李锐的信。”要知道，江泽民、胡锦涛当政时，都还会收李锐的信。 

那么，在摆脱父亲的影响之后，他到底重塑了一个什么样的自我？他的防御型性格到底怎么形成的？ 

习近平早早去了河北某县当了书记，然后去福建历练，先后任职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所有做地方大员的时期，习近平都表现谨慎、踏实，他的“老实可靠”一时成为不同派系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李锐曾经还写道，2006年他前往浙江，敦促他对体制中滥用职权的事发声，激励习近平向其父学习的意思。习近平却回答：“我怎么能跟你比啊？你可以打擦边球，我不敢”。这也无疑为他加了分。 

这种“老实、踏实”未必是装出来的，但是，这其实是一种深藏内心的不安全感的表现。他的不安全感和高度紧张，在内心形塑出一种强烈的防御型性格，会放大别人的“恶意”，不安的时候就会看谁都是敌人，一旦获得权力，往往喜欢先下手为强。而渴望权力，最早可能就源自他那段“打不过就加入”的人生经历。 

但是，经历苦难，就一定会变成一个防御型人格，甚至复仇型人格吗？并非如此，中共党内曾经最重要的也是最悲情的改革者赵紫阳、胡耀邦，在文革中也被迫害得非常严重，但是淋过雨后，他们选择给别人撑伞，希望进行政治改革，为知识分子平反。所以，处境恶劣，经历苦难，从来不是拒绝善良的借口。

（ 注：本文原标题为《习仲勋阴影怎样形塑老年哪咤习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