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去年春天出生的时候，我与妻子沉湎于一个许多初为父母者都会思考的问题：长大以后，我们希望这个宝贝女儿做什么呢？
像许多骄傲的父亲一样，我本能地倾向于那些传统的想法。她当然会寻求出色的职业生涯，既在财务上有保障，同时也能获得社会的尊重。靠专业吃饭，是不会有错的。
我妻子不像我这么死板，更关键的是，她比我年轻几岁，因此更为务实。她表示：“我确信她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水管工。”
我女儿只有15个月大，她还无须面对英国教育与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将会对她进行的文字与计算测试。因此，目前说出她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还为时过早──不过，从她的捣乱天赋来判断，水管工很可能会是个优先选择。
但是，我妻子的怀疑论，引发了其它一些更为直接的问题。在今天，成为一名专业人士意味着什么？过去，这个词包含着法律、医学或会计等受人尊敬的学科。而今天，它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保安或合同清洁工所从事的工作。
在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各种职业的过程中，“专业人士”这个词是否不断贬值了呢？此外，对于雇员以及聘用他们的机构而言，专业主义性质的不断改变，又意味着什么呢？
上月的一个下午，伦敦智囊机构Demos*将挑选出来的一些专业人士聚集在一起，给他们几分钟的时间，让他们描述在工作中面对的挑战。效果非常显着。
在公共及私营领域，管理人员都在为类似的事情感到苦恼。在这个指标、监测和绩效管理盛行的时代，令专业人士纳闷的是，他们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方面，还剩下多少的自主权。他们最初选择一个专业时，是因为事业的召唤。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是在跟着老板遥控设定的管理日程，而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老板们往往并没有同样的个人承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主张，在日常工作中，许多专业人士已经失去了“手艺的感觉”。人们根据职场等级来评判专业人士，而不是根据令他们在工作中感到“专业”的质素：他们对自己“手艺”的敬业。
“我们误解了质量的概念，也误解了人们何以做得出色，”塞尼特表示。“对于专业人士而言，能够做好一项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激励因素，而不是仅仅为了达到一个指标。如果你剥夺了专业人士做好工作的能力，他们会感到非常不快。”
“专业人士”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模糊的词。在过去的4周，世界杯已经给我们上了经典的一课，展示了球员们称之为“职业犯规”的行径──不顾颜面、但又必要地将一位可能进球的对方球员拉倒。“这么说吧，”前球员在试图证明这种行为是合理的时候表示，“足球是一项职业运动。”
如果同事因为情绪低落而落泪，或表现出任何失控的情绪，往往会招致很多皱眉、嘘声，还会被贴上可怕的“不专业”标签。
然而，这就是我们在面对今天的绩效目标和竞争压力时所需的那种冷漠的专业主义吗？也许是的。冷漠而能干的专业人士，要强于那些和蔼可亲但无能的业余人士。
但当然，有些时候，是否专业主义，取决于观者的立场。这是电影制作人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在他1992年的犯罪惊悚片《水库狗》(Reservoir Dogs)中探索的一个主题。专业主义是那部影片的主旨。一帮全副武装的强盗，由于一次计划好的抢劫出了差错，而陷入了混乱的暴力冲突。哈维·凯特(Harvey Keitel)扮演的怀特(White)先生，震惊于同伙的残忍行径，发出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为恶毒的批评。
“你应该做的像个他妈的专业人士，”他说。“精神病患者不是专业人士。你不能和精神病患者一起工作，因为你不知道那些有毛病的混蛋下一步要干什么。”
我已经有些偏离了本专栏通常涉及的领域。这多不专业啊！但这正是我要说的。21世纪初版本的专业主义，正面临变得狭隘、贫乏的危险。那些不到40岁的人，一级一级地往上爬，在工作中寻找变化和自主权，以及金钱方面的回报。他们不希望自己真正的专业主义，被“绩效管理”驱除。
我女儿也许会像那个19世纪的男学生汤姆·布朗(Tom Brown)一样，为了努力谋生而奋斗，“做一些真正的善事，让自己觉得不仅仅是在世上玩耍”。
她也许会从聆听中受益，如果不是听她父亲的，就是听汤姆·布朗的校长的话。那位校长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你一口气同时谈到‘为了谋生而工作’，以及‘在世界上做一些真正的善事’。现在，你也许通过一种职业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但还根本没有在世界上做什么善事……把做善事当成你面前一个神圣的目标吧，那样不会有错，不论你是否以此谋生；但如果你光想着谋生，你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只知道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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